[情感类] 我的晃晃悠悠
本色 发表于:2005/7/10 13: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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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走了一个月了,我也继续郁闷了一个月,看了N遍的小说,每一次都觉得要爆炸一样的思绪。她说自己要去一个地方,告别北京的燥热和不安,告别所有的所有... ... 也许这是我能放纵她的最后一件事情了,就是让她离开我

  昨天在华娱看到了超级搜查令,对于感情有了一种死一般的绝望,这个社会究竟是怎么了?当有一天,执着被鄙视,坚持成了痛苦,我无所适从。看见了太多的悲剧和死一般的沉寂,我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永恒,难道仅仅是一个传说?不变难道只有变化?一个人说:如果你每天都过同样的生活,却还愿意守在这个人身边,这才是真正的爱情。可是如果这样的执着变成伤害的时候,也许你只有一个选择,如果真的喜欢她的话。我丢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记忆,比如时光,痛心,在一个个寂寞的夜晚。

   感情真的很难,很复杂,至少比坐在安大略湖边钓鱼要困难很多

   下面是小说的主体部分

1995年4月8日夜晚11点48分,我和阿莱在国贸职工宿*前分手,结束了长达8年之久的感情生活,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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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说起来轻松,实际上,它对我触动颇大。从那天起,我开始思考诸如生活的意义之类老生常谈的问题,思考自己的生活,从自己想到周围的人,想到过去,想到我们这个时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一种回忆和思考的状态下生活,这种生活有时叫我情绪恶劣,无聊至极,有时叫我激动莫名,如痴如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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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思考,用一句我的朋友陆然的话讲,叫做“用别人的头脑思考",也就是找来一些书读,写书的人比我要聪明,他们往往对生活中的问题有一些不落俗套的见解,有些见解我表示赞同,于是,他们某些高见最终成了我的思想,如此而已。

至于这种思考的作用,我想用“劳而无功"四个字来形容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确实劳而无功。而且,我从生活中体会到,每当我对一些所谓“严肃的问题"加以考虑时,无论得到何种结果,总是有一种劳而无功的感觉,而且,事后证明,我所做的一切努力也确实没有什么用处,对此我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人生本身便是一个劳而无功的过程,因此,人生的一切显得劳而无功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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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晚,离开阿莱,我从国贸回到家里,在茶几上找到一个杯子,走到厨房把里面的剩茶倒掉,拧开水龙头,接了一杯自来水,几口喝干,把杯子往水池里一扔,走到床边,踢掉鞋,倒到床上,把毯子拉到胸前,望了一眼黑暗的窗外,一下子就睡着了。 接着我便梦见了阿莱,梦见了阿莱的脸,梦见了阿莱的长发,梦见了阿莱穿牛仔裤T恤衫时的样子。

还梦见我和阿莱相互看着,脸上都是一副迷惘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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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难过的时候,不管那是什么时候,我都不喜欢被别人察觉到,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不喜欢而已。

我知道,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我很喜欢阿莱,阿莱就老对我这么说,别告诉别人你今天难受过,什么也别对别人说,因为说了也没有用。

我相信阿莱说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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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阿莱都跟其它姑娘不同,我是说,从87年认识阿莱到95年分手,其间跨跃8个年头,8年里,阿莱的随随便便,阿莱的灵牙利齿,阿莱的快快活活,甚至超乎于一切的阿莱的真诚,都在我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很多朋友问及我和阿莱分手的原因,我都极力避免回答,东拉西扯地对付过去,实际上,我也常常想这个问题,叫人泄气的是,连我自己也很难说清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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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我始终无法弄清的一个问题是——阿莱的离去是因为对自己失望还是因为对我失望,还是干脆对整个我们两人共同的一切感到失望,也就是说,对生活感到失望? 阿莱从不总结生活,也很少抱怨,像一切正常女孩一样,她只是凭直觉生活,遇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高兴,不喜欢的则避开,但是,她的直觉在我们的关系中到底起着什么作用呢? 这一点我始终无法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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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莱最后离我而去之后,我的生活在很短时间内出现了一次飞跃,我的意思是说,是向坏的方面进了一大步。我已无法对任何事物任何人产生真正的信任,甚至对自己也不相信,我不再积极,不再天真,不再快乐,而是抱着怀疑的态度对这个世界冷眼旁观,我无法让自己再次怀着真诚面对一切,我无法再次恋爱,无法再次获得痛苦,无法让自己以肯定的态度面对生活,我时常想,是我完蛋了,还是这世界完蛋了?事实上,我和世界都没有完蛋,而是原来心中抱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完蛋了。


但是,确确实实,我是完蛋了,伴随着幻想破灭,各种讨厌的症状相继出现,比如说,我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与日俱减,对人际关系也变得日益不耐烦,渐渐地,我的生活态度陷入了一个轻飘飘的模棱两可状态,既麻木不仁,又无所适从,既然这个世界里让我相信的东西消失了,我在这个世界上的追求也就应声而止,所谓世界的真实面貌便出现在我的眼前,但是,对于这个真实的东西,我非常不乐意接受,非常不乐意理解,同时,也非常的不感兴趣,它们对我来说,太混乱,太没有条理,也太难把握,所有的价值、意义之类形而上的东西在我眼里可用三个字来概括——瞎扯淡。总之,我成了一个叔本华主义者,脚踏实地地陷入虚无。这使我的人生变得既不自然,又不高兴。换句话说,我对我那后面没完没了的余生完全失去了信心,每天生活在浑浑噩噩之中,被无聊搞得上气不接下气,可以说,简直是活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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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起初,我和阿莱素不相识,后来认识了,再后来,我们混在了一起,最终,我们分开了。这件事说起来很简单,但却是一件叫我感到奇怪的事,如果让我讲清楚,那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从头讲起,从头讲起的好处是,一件件毫不关联的事情本来是千头万绪,可经过一通流水账,事情仿佛就有了前因后果,看起来也就顺理成章。坏处是明显的,那就是罗唆。

我选择罗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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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我自己谈起。

穿开裆裤的时候什么样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这么一路谈过来我是没那么大耐心,如果非要我讲不如干脆把我妈叫来,她什么都记得,她会告诉你,我一岁时学会直立行走,两岁时不尿床了,三岁学会了写几个汉字,四岁时得过中耳炎,五岁那年出完水痘突然变成了斜眼,费了不知多少劲才被纠正过来,六岁跟一个结巴学舌居然无法改正过来,说话经常急得直翻白眼儿。七岁……唉,说也说不完,还是从大学讲起吧,大学,那是在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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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高考难度巨大,原因是人数多,有些学校应届毕业生多达八个班——大家不难想象19年前我们的父母用当时的话讲叫耍流氓的热情有多高。1987年,我和老X,战威,向晓飘,华杨等等好多人一起考上了大学,也就是那年,我和向晓飘分手,爱上阿莱,想想真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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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阿莱分手后的第一天早晨我没有像往常一样醒来,一夜乱梦搞得我精疲力尽,中午起床后头脑仍是昏沉沉的,我穿上拖鞋,走到洗手间,小便完毕,洗了脸,刷了牙,刮了胡子,把头发梳了梳,然后晃到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凉牛奶一气喝干,然后回到房间,坐进沙发里,望着墙壁发呆。

忽然,我意识到,阿莱再也不可能到这里来了,这个念头叫我感到无聊,一会儿,无聊的情绪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意料不到的忧伤,忧伤在一瞬间就击中了我,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该给谁打个电话,我只是感到一阵阵尖利的忧伤划过我的心脏。我忧伤极了,即使那一刻发生天大的事也无法把我从忧伤中揪出来。

这种忧伤也许是我预感到的,我的预感一般来说很少出错,更可气的是,我的预感往往对坏事非常灵敏。讨厌的是,那天我坐在沙发上,预感到自己将来会不幸福,因为阿莱,因为所有发生在我周围的一切,因为,我感到了自己已不再年轻。

可是,上大学的时候,我还是那么年轻,报到时穿了一条牛仔裤,把T恤衫用一条牛皮带系在裤子里,穿着篮球鞋,走起路来比现在快十倍,那是在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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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87年为止,我是一个一切正常的孩子,68年出生,76年冬季上小学,因小学制度改革,多上了半年,以后学校改在秋季入学,81年上初中,84年上高中,87年上大学,考入联大,学的是计算机软件,那时正是秋天,也就是在那个秋天,我决定万事顺其自然,随波逐流,当时我19岁,刚刚开始读威廉·曼彻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这套书我断断续续读了四年才读完。

87年的我也充满梦想,但只限于对漂亮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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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一件事是,到87年,我已经明白了,所谓学习、锻炼和折磨是一回事。总之,是叫你吃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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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声明的是,我对大学印象恶劣,很多人都说那是我的偏见,他们对大学的一般概念是——大学,最后的纯真年代

对于我,大学和幼儿园之间长长的十几年是连在一起的,所谓我的学习时光,我把它们看成一连串傻里傻气的不光彩的记录。

下面谈谈我所理解的大学,谁要是有不同意见,我就对他说,去你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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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教人学好从来都不容易,非但不容易,简直不可能,我这么说有人一定深有感触。 说学校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说那是一个教人学好的地方,明显的例子是大学,就我所知,在大学二年级寒假前,我们班就连最难看的女生都有机会怀上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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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开学第一天我走进教室,立刻后悔的几乎倒地而死,因为我迟到了将近一个小时,所以不得不在众目睽睽之下,小心翼翼地走到第一排正对讲台的那个位置坐下,从此,就再也别想换地儿了。

因为我个子高,后面一溜儿的同学一下子全被我挡住了,这帮傻逼在我后面自由地上课作小动作,考试作弊,而我却像个活靶似的挡在前头,从这件事上你就可以看出我是跟什么人一起上学了。


我当时绝望地坐下,大气也不敢出,不料却招致一阵笑声,我知道他们都在幸灾乐祸。 “衣冠禽兽”站在我面前,手拿一个本子点了一下我的名字,我应声虫儿似的答了声到,他马上把目光移开了。看来他很不满意,至少夏天他无法在大家伏案做练习时自如地看女生的乳房了,他得劳动大驾,从讲台上走下去,为了看得更清楚,他还得弯下腰去,指出那些女生本子上的错误。 道这一点还是后来的事,命中注定我在开学第一天便坐上了无论如何我不该坐的位子,也就命中注定他恨死了我,我想我错就错在不是一个肥臀大奶的女生,错就错在我在开学第一天叫他失望,错就错在我竟然还坐得四平八稳、笔管条直,把后面那些女生的乳房挡得严严实实。等我反应过来趴下睡觉为时已晚,这个老流氓连多几天都等不及,在第一个月就匆匆忙忙给了我一个处分,处分的理由讲出来我都觉得可笑——旷课——那是我为讨好老师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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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原来可能是坏人,所以拼命想学好。另有一类人,生性是好人,偏偏哭着喊着要学坏,我的朋友华杨就是这种情况,对于他来讲,实际上,学坏要比学好难多了。


华杨和我同岁,是高中同学,他头脑聪明,讨人喜欢,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有兴趣,都有耐心,所以他的女朋友辛小野正好配得上他。辛小野是个非常自以为是、自私自利的家伙,也正是她,叫华杨爱得五迷三道、疯疯颠颠。我想,对此惟一的解释是,在华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需要一块很大的绊脚石才好摔得头破血流,上帝见他如此真诚,便把辛小野发给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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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华杨是在学校办公室里碰到的,那是85年10月的一天,说来好笑,当时其它同学正在教室安安静静地上课呢!当然,少了我们这样的害群之马,这些笨蛋才能如此。

我上课有个习惯,就是不听讲。因为我们老师上课也有个习惯,就是胡说八道。我的习惯比起他的来最少有一点好处,就是不打扰别人,但他不懂这一点。因此,我在安安静静地看我的《在轮下》时被捉到了,按照惯例,我又被送到办公室“考虑考虑”,老实说,上学那么久,我就对教师办公室有那么点儿好感,我曾经在那儿看报纸、杂志,抄作业,听老师讲我随时都能倒背如流的大道理。此外,我在那儿还认识了不少新朋友,他们像我一样,经常光顾那里。


那天我去的是数学教研室,里面空空的,没有人,我在桌子上找到一张昨天的《北京晚报》,看了几眼,忽然睡意涌上来,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一会儿,我被一阵乒乓声惊醒,睁眼一看,教研室里新添了一个人,高二(2)班的华杨,我们以前相互知道,但从未说过话,我惊奇地发现华杨在检查老师的抽屉。


老师进来的时候我们俩早已做等候状。教研室外,同学们都涌到操场上玩,我和华杨分别被两个老师教育,我认错态度异常诚恳,眼看着就要过关,但华杨那边和老师吵了起来。 老师管他叫做“欠家教的小混蛋”,他管老师叫做“老秃驴”,结果老师大手一挥,叫他回家请家长,并向正教育我的老师大骂学生混账。口沫横飞的同时,一双手不时指向我,于是这边当仁不让,我也成了老师们竞技心黑手狠的牺牲品,当然,我后两节课的时间应主要用于找到家长,并设法把他们弄到学校来丢人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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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是我的拿手好戏。下面我又要故技重演了,没办法。


我对一个逻辑非常反感,那就是老师和家长常常以为了孩子好的名义而教育他们,折磨他们,打他们,而不问问他们自己同意不同意。我对此反感有两点理由:

其一,这是对孩子的不尊重,其二,这也暴露了前者束手无策的窘状。 而在孩子的阶段是不会明白前面两点的,他们糊里糊涂,天真无邪,在此之前,他们还完全弄不懂字典上有些字的含义,比如——屈辱、痛苦、强权、暴力等等。只有一个逻辑可以解释这件事,那就是,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老师和家长时不时的也要客串一下反面教材。


还有,谈到上学时被老师请家长,我要告诉你们这招的厉害,当时最怕这招的不是我,而是我的父亲。在我上学期间,他到学校的次数比我少不到哪儿去,每回从学校回来,他先得把我打个半死,再让我写保证书,于是我便这样恨恨写道:“我以后一定上课遵守纪律,好好学习,不辜负家长对我的希望,接受这次的教训,保证今后不再重蹈覆辙。”这样的小条遍布我们家,每次我妈扫地时都能扫出几张来,有时逢到我在场还念给我听。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有些老师是够坏的,无怪乎华杨管他们叫女生的内裤呢,(老湿!就是老师!)他们深知血浓于水的道理,他们不教训你,而是教训你的家长,告诉你的家长,他们生了一个什么样的蠢货,叫你的家长丢尽脸面。这样,家长就会把愤怒成倍地再发泄到你的头上,于是,一幕幕活报剧便上演了,在夜晚,在大家劳累了一天之后,父母声泪俱下,孩子说谎保证,所有演员均声嘶力竭,精疲力竭,吵得四邻不安,当然,一家子也是鸡犬不宁。


你不要以为老师们就会请家长,学校在对付学生方面手法还多着呢。他们建立一个叫作“学校家长联系本”的东西,放学时老师签上时间,回家后家长再签一个时间,叫你放学后连厕所都来不及上,背着书包往家飞跑,更甭提在路上多看一眼小妞的屁股了。他们拆学生的信,截获上课传的小条儿,把学生分为进步的和落后的,建立各种组织,让学生们相互告密等等,总之,一切最复杂的特务手段都能在学校找到原型,如果你不迅速学会说谎,虚伪,装腔作势,乖乖听话,那你在学校就会混得像我一样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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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10月,阳光灿烂,17岁的我坐在操场边的一棵树下,一群傻逼在上体育课,男生在踢球,跑得浑身是汗,东倒西歪。女生在做单杠,体育老师借机在她们身上乱摸一气,怪不得单杠坏了丫冒雨抢修呢。

此刻,我对眼前的一切熟视无睹,垂头丧气,心乱如麻。正茫然间,华杨远远地走过来,样子挺悠闲,他先在太阳下面站了一会儿,手里竟拿着我被老师没收的书!

一会儿,他走到我前面,坐在我身边,低下头默默看起来,看得出来,我那本黑塞的《在轮下》叫他爱不释手。 我站起来,走到阳光下面。


下课了,三三两两的学生从我身边走过,几个女生手拉手去上小公园前边的厕所,她们个个神气活现,俗不可耐,一边走一边还交头接耳地讲着老师同学的坏话,一个扎小辫的丑八怪倒吸一口凉气后对同伴夸张地高声叫嚷:“刘老师还有一个外号叫臭熏鱼,这个外号主要是指他的气味!”

我感到无聊,于是又走回树下,华杨抬头看到我,对我一笑,把书举到我面前:“这是你的吧?” 我点点头,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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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大学生活叫我厌倦。所有的组织生活都叫我厌倦,我整夜失眠,一天比一天更加陷入苦闷,当初选理工科学计算机是为了证明自己聪明,实际上这蠢透了,因为功课和考试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因旷课已接到一份处分通知单,女友向晓飘也离我而去,这些都发生在开学不久的一段时间里,这段时间,我除了迎接预期的失望之外,还承受了不少从天而降的失望,那时正是10月份,秋高气爽,天天都是好天气,而我的心情却恶劣透顶。


华杨的吉它被他喝醉后砸烂了,无聊像蛀虫一样蛀空了我们的心,理工学校的女生不仅数量少得可怜,而且质量还差得要命,一个个的还特自命不凡,对于她们,我没有兴趣,对于那些成天忙于交换毛片儿,临睡前大谈性爱的男生,我更是避之惟恐不及,这时我才明白,这里不是我该来的地方,这儿是勤奋向上的傻逼的天下,晚自习室的灯光彻夜不熄,塞满了那些梦想出国或通过考试的蠢货,他们来自全国各地,穷得要死,除了教科书和淫秽杂志他们不读其它书,趁我睡着,他们偷偷使用我的擦脸油和梳子,我索性连牙膏、牙刷、毛巾也送给了他们,每天起床,我只是用凉水在脸上拍拍,往袖子上一擦了事,我的身上是沉积已久的劣制香烟味和臭味。


这几天华杨一直在蹭我的饭,他把从家里能骗来的钱全部贡献给了约会,那是他忘却现实的惟一机会。他的女朋友,我是指辛小野,似乎有无穷无尽的事情来找他商量,其中包括给同学过生日的礼品选购,两星期一次的便秘的对付办法,使用脱毛剂的效果,邦·乔维哪首歌唱的不尽如人意,等等等等。那时,他也忙得够呛,大多数时间是在忙于借钱,但约会仍使他穷上加穷,愁眉不展,以前,他是靠唱歌来消磨时间,现在他用唱歌来代替抽烟,好省下一些饭票。昨天,他喝醉之后把琴砸了,现在他没有烟也没有琴了。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了,除了烦恼。我和他成天无所事事地躺在宿舍里,就像干在湖底的鱼,任凭烈日暴晒,我们极度颓废,奄奄一息,坐以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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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给高中同学写信,希望从他们那儿能听到一些好消息,但什么也没有,他们不是像我们一样,就是比我们更糟,大家都整天心情浮躁,走来走去,希望出点事情,但又都无事可做。


事实上,要做的事情一大堆,脏衣服一个月没洗了,开学时发我的教科书还是新的,只不过扉页上写了我的名字,我从家里偷了200元国库券,兑成人民币买了个录音机,天天听齐秦的歌儿,仅仅为了加强失恋的感受,那些歌矫情夸张,却正迎合我的心境,接连几天,我曾为它们落下眼泪,同时也为我自己哭泣,我的女朋友——向晓飘,在我还没操过情况下离我而去,这叫我非常后悔,我整夜地想着以前每一次可以操她的机会,那些机会我未曾很好的利用,现在正为别人所利用。以前我们关系挺好,我记得有一次,那是上高二的时候,她曾用保温饭盒给我送午饭。还有一次,在紫竹院的一条长椅上,她的几个同学从我们身旁走过,她竟没有让我把放在她乳房上的手拿开,我估计那帮傻逼一定看到了,可她完全不顾。


对向晓飘的回忆使我陷入固执的痛苦之中而不能自拔,陷入难言的想象中的嫉妒之中而无法摆脱,总之,是叫我伤透了心。我去找她时好话说尽,但她对我态度冷漠,由此我推想,她一定叫人给操了,这搞得我更加难过。 那一段,我成天恍恍惚惚,焦虑不安,心理阴暗,想法荒唐,几乎死掉。


华杨就住在我们宿*隔壁,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他用罗大佑的歌来加重伤感气氛,通常他是这么做的:先去不知哪里借一把琴,然后躺到我的床上一唱就是三四个小时,以此来“让我分神,使我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实际上,我既没有分神也没有解脱,而是更加烦躁,更加无所适从。像我们那一代的其它人一样,我也喜欢罗大佑,经常听他的《鹿港小镇》、《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小妹》等等,这种喜欢从某种角度讲是带着柔情成分的,不管当时我有没与谁在恋爱。我说过,那时我们面对的最可怕的东西就是无所事事,就是空虚,就是莫名其妙的无聊,我看不到前途,对自己也没有信心,缺乏理想信念之类父辈曾拥有过的美好东西,弄不清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找不到让自己行动起来的理由,任何行动,由于没有目标,好像都是荒谬的。如果我那时知道自己一生都将在荒谬中度过的话,我也就不胡闹了。可那时候我不知道,我周围的人也不知道。


有一阵儿,我决定让自己振作起来,要么干脆死掉,也许别人那时也在这么想,奇怪的是,我真的振作起来了,但却没有目的,我成天脚步匆匆,为的是告诉自己,我没有消沉,有自怨自艾,没有自暴自弃,然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是我还是干了些什么,我上课,下课,看功课,踢球,看书,写作业,甚至还参加了一个诗社,我每天只睡六小时,其它时间,用华杨的话讲,我是一个忙个不停的“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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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我刚上大一时遇到的情况。我时常想,要是我刚一开学便认识阿莱,我的生活会不会更好些?或是再早些认识阿莱呢?如果是那样,我就不会跟朋友混在一起,也就不会像后来那样对待阿莱,假如我把对向晓飘说的甜言蜜语分一半给阿莱,假如我用对待向晓飘的心态对待阿莱,也就是从开头便努力迎合阿莱的愿望,为着她的理想而生活而不是对她漠不关心,那阿莱会不会不离开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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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华杨去北大找高中的同学玩,在那里,他们请他吃了一顿饱饭,还喝了几瓶啤酒,这使得他精神大振,于是,应那帮家伙的要求,他唱了两三个小时的歌,据说,场面出奇的热烈,一个女孩哭了,传闻她爱了华杨好几年,现在仍未死心,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她长得非常难看,当然,哭起来就更加难看,在她哭的时候,竟有人悄声说:“这老太太怎么了?”

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华杨那一次北大之行使他认识了一个学历史的男生,叫刘欣,他会弹键盘,有一对招风耳,头发又长又脏,粘在一起,像刚擦完地的墩布条儿,脸色像老头儿长着湿疹的屁股,黄皱脏黑,上面起着一些青春痘,一双眼睛不停地眨动,如果有一天他碰巧没有手淫,里面就会射出狂热的光,当然是射向路过的小妞儿的,他对小妞儿的口味非常简单,假如有一天我听说他因强奸一个失掉右腿的瘸子而被捕,我绝不会感到奇怪,当然,有时我们坐在马路边上真的看到一个失掉右腿的瘸子路过时,他也会和我们一样,学美国60年代的青年抢着喊“左左左”。他的简单历史不久就被我打听到了,曾和一个极难看的女生谈过“一段不堪回首的,相互折磨的,非常浪漫的,致命残酷的恋爱”,一直债台高筑,非常聪明,但从不学习,整天胡思乱想,形迹可疑,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成为华杨的密友,因为华杨多少年来一直梦想学坏,就是不得其门而入,现在机会来了。 果真不出我所料,不久他们俩就形影不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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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华杨把刘欣带到我的宿*,对我说:“给你介绍一个哥们儿,他就是刘欣。” 我抬眼望去,此人正把一顶不知是从自由市场哪个农民头上抢的草帽往门后的钉子上飞盘般一扔,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冲我飞快地点点头,然后问:“有烟吗?”同时咳嗽一声,“啪”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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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我又见到华杨和更多的这种样子的人混在一起,现在的北京人*统称之为“摇滚”。当时的人们可没有那么客气,他们直接管他们叫“傻逼”。这些人非常狂热,很有煽动性,华杨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和他们混在一起的,起初。是刘欣经常到我们学校找他聊天儿,他穷得要命,总是在中午12点钟到,把华杨叫起来和他一起吃饭,华杨总是毫无例外地把他带到我那儿,因为华杨也没有饭票儿,我怀疑刘欣到华杨这儿来是为了躲债,华杨则认为他来是为了聊音乐,其实是两者兼有。


很快,二人就过从甚密,下午,同学们都去自习室的时候,我经常听到隔壁华杨的宿*里传出歌声,尽是些老歌儿,有Elvis Prissy,Bob Dylan,Paul Mcmcartney,John Lennon等等,过了一阵儿,二人更加知心,刘欣把他的电子琴抱到华杨那儿,晚上也不回去了,和华杨挤在一张床上,整夜整夜地聊音乐,吵得宿*里的其他人破口大骂,于是他们就转移到我的宿*来聊,我的宿*里的同学也被吵得够呛,但他们敢怒不敢言,因为有一次一个同学从上铺直起腰来骂了几句,还扬言叫我们到外面说去,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如果睡不着他可以到外面睡去,他跳下床来,我就顺手把他揍了一顿,过了几天,我上体校时的一个摔跤班的朋友来找我玩儿,听说了这件事,就爬到上铺把那个家伙又揍了一顿,从此*友们都对我们深夜聊天这件事持宽容态度,甚至有一天夜里,我们讲荤笑话,从不知哪个被窝里还传出讨好的笑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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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夜里,我、华杨、刘欣三人从学校外面的小酒馆出来,醉得几乎没有人能说出一句整话,但都神色诡秘,把头扎到一块儿,相互勾肩搭背,就如同给拴在一起的三只螃蟹,我们摇摇晃晃,有时是对着飞驰而来的汽车轱辘直钻过去。尤其是刘欣,他喝得最少,却醉得最厉害,他浑身颤抖,满脸通红,嘴里不停地叨念着“野孩子野孩子”,那是我们给乐队起的名子,这个乐队就由我们三人组成,当时我们三个趴在酒馆里那张满是酱油汤儿的小桌子上,喝了一瓶半二锅头才想出来这个主意,过了几天,我清醒之后,不禁大为后悔,因为一时冲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两人总借口乐队活动来蹭我的饭,不久,我把家里的国库券偷光了,便和他们一起四处借债。 总之,那天夜里的事真够傻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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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貌长得不像好人的人太多了,有些人却为此付出了代价——比如,刘欣。 据说此人上高中一年级时走进教室,全体同学立刻起立,一齐对着他喊:“老师好!” 上初中与他同位子的同学跟老师要求换位子,原因是不愿意跟蹲班生在一起坐。 刘欣说对这些误解他都能忍受,不能忍受的是长期的性压抑,喝醉酒时他最常喊的一句话是:“谁让我操会儿?” 于是,他便操起了手淫的行当,起初,他管那叫“逼上梁山”,最后发展到自得其乐的地步,没事闲聊时总爱分析手淫和操小妞之间孰优孰劣。

据说中学时有一天晚上,他们班的同学正在上晚自习,他冲上讲台,在黑板上写了几个英文字母,然后就学着天津人的腔调教大家念:这是你妈A,这是你妈逼——话音未落,便有一个体育班的家伙冲上去把他打翻了。 一次,他见到我们学校教导处的王主任颧骨高耸,就大惊小怪地叫道:“哟,你们这位老师怎么长这样呀,脸上就跟长了两个乳房似的!”

同学李唯对他特别反感,说刘欣的嘴才是他的性器官,“丫说话的时候舌头能勃起!”

29


第一次操阿莱的时候,是我从学校搬到安定门那套一居室之后,当时她也像其它处女一样假装多愁善感地哭了三十秒钟,完事后我们一起到街上去吃饭,那时已是半夜12点了,周围的饭馆全关门了,我们走了两站多地才在东直门找到一家饭馆钻了进去,我们点了几个菜,我饿坏了,自顾自狼吞虎咽,一抬头,发现阿莱在看着我,连筷子也没动,我问她怎么了,她笑了一下,说:“现在我也可以叫作大喇了。”说完就大吃特吃起来,直到把剩下的菜都吃完才罢手。我们一起回到我那间小屋,阿莱和我重新钻进被窝,她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紧紧抱住我,我用手轻轻地抚摸她的皮肤,她的皮肤光滑,平平的小腹鼓出一块,很显然,是刚才吃多了。

她忽然问我:“还想再来一次吗?”


于是我们就又来了一次。停下之后我起来找烟,烟抽完了,阿莱不声不响地爬起来,穿好衣服,趁我不注意溜出门去,我发现时她早已不知去向,我到楼下去找她,在路边,我看到她远远骑车过来,车筐里放着一条万宝路。路灯下,她的脸美丽异常,如同幻影。


后来我们坐在床上,关着灯,我边抽烟边和阿莱讲话,讲了很久,天蒙蒙亮的时候,我们才睡着,我们相互抱着,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3点钟才醒,醒来发现腰酸腿疼。

那时正是深秋快期中考试的时候。



 


回复:我的晃晃悠悠
bense 发表于:2005/7/13 10:04:37

呵呵,不是我写的,是石康的经典作品,前面是我写的

 


回复:我的晃晃悠悠
zhyo720211 发表于:2005/7/11 9:20:16

哎呀!我真是越来越佩服我自己了,看了2天总算看完了。写得不错,继续!

 


回复:我的晃晃悠悠
bense 发表于:2005/7/10 22:51:47

160

阿莱开门进来的时候我正在用汇编语言编一段程序,以便明天上机时用,她从敞开的房门外向我这里看了一眼,哎了一声之后直接走进厨房,我听见她把一个西瓜切成两半放进冰箱,听见她拧开水龙头洗脸,又听见她在厅里换了双拖鞋后走了进来。

我抬起头:“怎么不理我?”

“好不容易见你用一回功。”

我伸了一下懒腰从座位上站起来:“你们下午不是有实验吗?”

“取消了,实验室搬家。”

“你怎么笑眯眯的?”

“我笑了吗?”

“我觉你喜气洋洋的。”

“下午不上课了当然高兴,你瞧外面热的。”

“西瓜多重?”

“你怎么知道我买西瓜了?”

“我看见你抱着进了厨房。”

“十二斤。”

“正好夜里回来吃。”

“不回来才好呢。”


阿莱坐在我旁边的另一把椅子上,双脚一蹬,椅子立刻后腿儿着地翘了起来,阿莱熟练地用后背顶在墙上,一面转动脑袋,一面前后晃悠那把椅子,使其发出吱吱怪声。

“哎。”阿莱叫我。

“什么?”

“你是不是准备永远这样下去?”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那你干嘛这么问我?”

“问问不行吗?”

“问吧。”

“问完了。”


我收拾一下桌面,把书本统统放回书包,去厨房洗了一个干净杯子,从冰箱下面一层中的一个瓶子里倒进一些凉水,再从冰室中拿了几块冰扔进杯中,把杯子摇得咣咣直响,走回屋里,对阿莱晃了一下:“喝不喝?不喝就算了。”

随即自己一口气喝下一半。

阿莱从她的包里拿出一个航空信封扔到桌上:“有个大学要我了。”

“是吗?那好啊。”

“半奖。”

“那不是去不成了?”

“我犹豫呢。”

“你想付另一半学费呀?”

“我想去美国看看。”

“观光啊?”

“就当观光。”

“去吧。”

“这是你说的?”

“我说的。”

“那我试一试。”

“试问你怎么凑齐另一半学费?”

“卖淫行吗?”阿莱挑衅似地看着我。


我无言以对。

161


因为种种原因,阿莱没有怀孕,也没有去成美国。


因为种种原因,我仍然呆在大学,在那里晃晃悠悠,进入大学四年级。

因为种种原因,所有误投人世的家伙都在喝啤酒,看电视,到台球厅打台球,购买化妆品,抽烟,系领带,性交,都在看《新闻联播》,买盗版CD,生病,唱卡拉OK,购买时装店的新款时装,热衷于新发明,挣钱,寻欢作乐,忘却痛苦,东游西逛。

162


90年9月底的一个夜里,歌厅里来了一伙不速之客把那里的三陪全部捉走,歌厅被勒令停业整顿,我拎着贝司回了家,华杨背着他的电吉它又找到一个饭店的酒吧唱外语歌,不久他介绍我去,第一天还可以,第二天我因为在演奏时嘴里叼着一支烟被炒了鱿鱼。


我到会计处结了账后回到家里,从阳台上往下望去,灯火阑珊的北京上空*罩着一层灰蒙蒙的烟雾,把暗黄色的灯光压在下面,使这个城市看起来既像世界尽头又像冷酷仙境。从那天起,我开始能够一动不动地坐在阳台上,目光在公路汽车和低矮住宅上空盘旋,有时绕过一座刚刚拔地而起的饭店投向远方,在空中某一点上停住,我可以那样一坐很久,有时抽烟,有时不抽,有时喝啤酒,有时不喝,但我喜欢坐在那里向远方眺望。不知不觉中,时间从我身边飞驰而过,而我在回过神来之后竟仿佛是早已历尽沧桑。

163


为了能让阿莱在做爱时睁开眼睛后看到星星,在一个月色撩人的10月之夜,我们两个在阳台上架起了一张行军床,玩完电子游戏已经半夜两点了,我拉开阳台门,阿莱抢先一步倒在床上,当时凉风习习,天空中飘荡着一股叫人头脑发热的干树枝味,我看到阿莱在窗玻璃透出的灯光下脱掉套头衫,解开乳罩,脱掉牛仔裤,又脱掉内裤,最后脱掉袜子,用两手一团,塞在毯子下面,然后伸展四肢,冲我略略一笑,眨眨眼睛,双手拉过一条脚下的被子盖在身上,不禁神思恍惚,我把手里的半支烟扔到楼下,脱净衣服,和阿莱并肩躺在一起,我挨着阳台栏杆,看不到夜空,阿莱能看到,阿莱伸到被子外面的那条胳膊凉爽光滑,我们开始以可以想象的最温柔的方式做爱,窄窄的小铁床轻轻扣击着阳台的水泥地板,发出有节奏的声响,阿莱双眼紧闭,下面温湿润滑,浑身柔若无骨,一对乳房把我的胸口轻轻托起,呼吸短促,头略略摆动,一绺头发随之晃动不止,看起来竟是异常迷人,完毕后我垫了两个枕头在脑后吸一支烟,阿莱把头枕在我胸口上,张开眼睛望向天空,凉风轻拂我们露在被子外面的皮肤,翻了一个个儿的被子外面潮湿冰凉,一弯新月高挂中天,色泽光洁明亮,令人动心。阿莱把被子向上拉拉,忽然对我悄声说:“咱们要是从这里飘下去该多好。”

说罢长叹一声。


这是一句不吉利的话,因为我们正处于十二楼的阳台上,阿莱闭上眼睛,少顷从被窝中小心翼翼地钻出,一丝不挂地跪在床上,双臂架在阳台的栏杆上,久久一动不动。我扔掉两支烟头以后伸手摸她,她已浑身冰冷,皮肤犹如从冰箱中拿出的橡皮,并且轻轻打着寒颤,可仍旧不钻回被窝,我不知她在想些什么。朦胧睡去时,忽觉铁床一动,我感到她仿佛纵身一跃,跳下阳台,连忙伸出手去抓,阿莱惊叫一声,原来是我的幻觉,阿莱早已倒在我身边睡去。

164


90年秋天在我眼里已不再充满无穷魅力,而是过得短暂并令人消沉。树叶黄绿斑驳,行人匆匆麻木,这一切都来源于我的疲惫心态,事实上,我对大学的情绪此时已厌恶得无以复加,由于晚上不再弹琴,手中再也无闲钱可花,有时和阿莱出去又得挤公共汽车,买一件衣服也是左右徘徊,对于苦中作乐也兴趣大减,有时想到前程,也是一片茫然,生活死气沉沉,除了电子游戏能够暂时把我从现实中带出以外,并没发现什么新的叫人喜欢的东西,阿莱有时见我一夜一夜地玩电子游戏,对我产生了莫名其妙的担心,但她依然陪着我一起玩紧张刺激的《空中魂斗》,她不玩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玩《俄罗斯方块》,这个游戏我总也玩不坏,可以没完没了地玩上三四个小时,直到手指失去感觉。

165


一天上午,第二节课的下课铃声准时响起,我走出教室,到楼道里抽烟,打火机怎么也打不着,我走到教室门口堵住从里面出来的李唯向他借火,他停在那儿,两只眼球在眼眶里转了有三四个来回,后面有个出来的同学直推他,他闪到一边。

我再次问他:“有火吗?”

他仍站在一边,半天才说:“我想呢。”

我把手伸进他的上衣口袋里摸,又伸到裤兜,他这才说:“想起来了,在课桌里。”

“怎么不早说?”

“我不是说了吗?”

我又截住在楼道里来回走动的焦凡:“有火吗?”

他掏出一个火石打火机递过来,我接住以后打了好几下没打着,他笑着说:“我就知道你打不着。”

说完从我手里接过打火机,翻开盖儿,对着墙壁只一擦,火苗突地跳起。我接过火机把烟点着,他仍在看着我,我把烟递到他手里,自己只好又点着一支。

166


李唯有个著名的三段论,第一是人吃的东西大多没有臭味,第二是人拉出的屎毫无例外都是臭的,第三是结论——人的生活目的和条件是把无论什么东西都变得臭不可闻。


我也有个老掉牙的三段论,第一是人说实话要倒霉,第二是人不说实话也要倒霉,结论是——人说不说实话都要倒霉。就如同李唯的三段论来源于他的实践一样,我的也是。


记得上小学时候,我在上学的路上碰巧和我们老师走在一起,他向我征求同学们对他讲课的意见,他是这么问我的——

“同学们都怎么说?”

“挺好。”

“我想听实话。”他挺严肃地看了我一眼。

“废话连篇。”我这样告诉他。

“谁说的?”

“同学们说的。”

“哪个同学?”

“我也记不住了?”

“再想想。”

“想不出来。”

“真的?”

“真的。”

“那就是你了!”

他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

167


李唯到大三时想嗅比我们低一级管理班的一个女孩崩崩,崩崩身材修长,性格活泼,她参加了《青青诗社》,当时我们宿*的焦凡也踪上了崩崩,两人为了崩崩开始了明争暗斗。


焦凡省下饭票买了一本《席慕蓉诗选》送给崩崩,李唯的办法是借给崩崩《一个世纪儿的忏悔》看,并给她朗诵其中某些动人的抒情段落,第一回合李唯失败了,因为崩崩并不爱看小说,她只喜欢诗,李唯为了挽回失败真是煞费苦心,他先后买了四本《席慕蓉诗选》,最后证明焦凡买的是本盗版书,里面仅有一首席慕蓉的诗。


新一轮较量是李唯中午和崩崩一起打篮球,焦凡的办法则是约崩崩骑车去玉渊潭游泳,起初,崩崩两个约会都去,直到有一天,李唯伸出双手接崩崩扔给他的一个球,不幸的是,球从双手间滑过,正打在他的鼻子上,打掉了李唯的价值18元的眼镜,李唯的眼镜在篮球场的水泥地上摔碎了,李唯对摔在地上的眼镜视而不见,却用深情的近视眼注视崩崩,但在崩崩看来却是目露凶光,从此崩崩再也不跟李唯打篮球了,但她在焦凡约她游泳时却顺手约上了李唯,李唯不会游泳,但仍带了一条游泳裤去了,三人来到湖边换好衣服,焦凡“扑通”一声跳进水中奋力向对岸游去,半小时后他游了回来,发现自己失算了,李唯和崩崩正在手拉手坐在岸边聊得起劲儿呢,见了焦凡理都不理。

于是,焦凡失恋了。


这情况是后来李唯和崩崩吹了以后告诉我的,当时我不知道,一天中午,我在宿*收拾东西时问焦凡:“听说李唯现在谈恋爱,有这事吗?”

焦凡没好气地对我说:“谈什么恋爱呀,不就是想相互操逼嘛!”说罢大手一挥——写到这里顺便交待一句,焦凡的手指不知是不是肢端肥大症,反正又黑又粗,此刻他情绪激昂,大手一挥之际,如同五根阴茎分袭而至,其势咄咄逼人,让我不得不一闪而过。


焦凡苦恼之时,其实也是李唯苦恼之日,用李唯后来的话讲:“我们俩那点儿事弄得满城风雨,老师还找我谈过话,我们的关系也是紧一阵松一阵的,憋得我够呛,不提啦,”他也把手一挥,想了想后说,“如同便秘!”

他就此打住,不再多谈。

168


李唯和崩崩散伙之后,读起了唐诗,他说是为了让心绪平静,但我看不像,有一天我到他的宿*找他,此时正是上午9点多钟,同学们都去上课了,我因为起晚了,不愿中途进教室,所以到他们宿*去串串,我知道这一阵他老不上课,天天躲在宿*里背唐诗。

李唯见我进来之后,对我作了一个怪相,我不解其意,便问道:“怎么啦?”

“又发现一个色情狂。”

“谁呀?”

“韦应物。”

“韦应物怎么啦?”

“藏的真深。但我还是把他择出来了,听听这位唐朝诗人的名字——唯硬物——够厉害的。”李唯对我晃晃手里的书。

“讲讲怎么啦?”经他这么一说,我越发好奇。

“这首《滁州西涧》我以前读过,怎么没看出来呢?”他自言自语,并不看我。

我从他手里接过书,翻了一下:“我也没看出来。”

他一把从我手里把书夺了回去,一句句解释道:“‘应怜幽草涧边生’,这句说的是阴毛长在阴唇边。‘上有黄鹂深树鸣’,这句说的是阴蒂勃起,来性欲了。‘春潮带雨晚来急’,这句说的是操逼操得阴水狂流。‘野渡无人舟自横’,这句讲的是练完了阴茎歪在一边。懂了吗?”


原来如此。

169


人的脑袋从侧面看起来非常像一个问号,有人认为,问号越大,就说明人越聪明,照此观点徐国柱应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才对,因为他的脑袋从侧面看起来像两个问号,但也有人说他的脖子太细太长,所以他的脑袋倒像是一个倒置于肩膀的带把儿的鸭梨。说他这话的自然是李唯,因为大一时李唯和他的关系特好,他对李唯简直有点个人崇拜,我要说的是李唯的黄金岁月,那时候,只要是涉及有关读书范畴,全校范围里,李唯是当之无愧的权威,当然,教科书除外。


当大家开始谈论萨特时,李唯已经认定《存在与虚无》里的大部分东西是抄海德格尔的,当大家知道海德格尔时,李唯却在宣扬弗洛依德的心理分析,当大家一边读着《梦的解析》一边相互询问梦见草地到底是否代表渴望阴毛时,李唯早就看起了后殖民主义、女权,当有人刚刚就以上问题想跟李唯聊上几句,李唯已经张口闭口后现代了,别人发现一本新书,李唯一听书名就说看过,接着顺口讲出那个作家的朋友是某某作家,他练过的小妞,他爱去的饭馆,他写过的另外几本书,他如果活着现在正干着什么,他的子女现在正干什么,总之李唯无所不知,令想跟他聊聊文学的人望尘莫及,只能李唯云亦云,身后追随者甚众,徐国柱就是其中一个,那时徐国柱和李唯同住一个宿*,一天早晨,他大梦初醒,看到李唯一边抽烟一边看书,便问李唯:“什么是真理?”

李唯当即回答:“无用即美。”


第二天,徐国柱又让李唯告诉他一个真理,当时李唯正在半梦半醒中,翻身之间说道:“很多男性在早晨阴茎勃起,也有晚上勃起的,早晚都不勃起的人名叫布勃卡。”


徐国柱从那之后以不熄的热情坚持每天向李唯请教一个真理,李唯兴致好时跟他一聊半天,兴致不佳时也随口以“有口臭时若想不叫人讨厌,最好不要对着别人的鼻子说话”应付过去。


大一结束,徐国柱因四门功课不及格被开除,临走时,李唯送给他最后一个真理:“知道太多真理是没有好处的。”然后挥手送徐国柱登上开往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徐国柱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徐国柱走后不久,学校的校刊因种种原因停办,接着学校里的最后一个诗社也关了门,同学纷纷在校内外倒起了买卖,无人问津小说诗歌。


现在,当李唯想把话题从法国小妞引到福柯或罗兰·巴尔特时,立刻就会有人接口道——谁操过的法国小妞多,福柯还是罗兰·巴尔特?


这便是李唯在我校的兴衰史。

170

90年秋天我坐在阳台上凭栏远眺,想象着当我老了的时候,面对一群群迎面走来的姑娘,她们个个新鲜可人,可我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任凭她们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不禁悲从中来。

类似这种想法是不能跟阿莱说的。


几天前阿莱跟我吵了一架,原因是我答应跟她一起学英语,而三天后却自动停止了,阿莱把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托福听力、字词、词组、语法等磁带往抽屉里噼噼啪啪地一阵胡撸,最后对我说:“你就玩你的《俄罗斯方块》吧,看看以后会有什么结果。”

我接着玩,嘴里低声说:“你管我干什么,我的结果就是俄罗斯方块,我就是俄罗斯方块!行了吧?看着不顺眼你就另作他想吧,别在我这一棵树上吊死。”

声音虽小,但阿莱还是听见了,她在离我不到一米的地方站了足有十秒钟,一动不动,然后,她神经质地收拾她的书包,随后大步走到我面前,气哼哼地站着,少顷,她忽然长叹一口气,浑身放松,坐到我对面的床上,泄气地说:“咱们别吵了,我以后再也不叫你学英语了。”

我说:“我也再不答应你学这学那的了。”

话一出口,只见阿莱又叹了一口气,低头不语。

我伸手揽过阿莱的腰,阿莱腰肢柔软,细细的皮带在我手中又滑又凉。阿莱贴在我身上,起初身体还有些僵硬,不久就变得柔软了,她伸手在我的头发上拢了几下,一指电视屏幕:“你都死菜了。”

电视屏幕上,各种形状的方块一直落到顶上。


当晚,我和阿莱坐在床上,阿莱一边吃瓜子一边用另一只手拿着一本名叫《月亮和六便士》的书看,瓜子是从自由市场买的,农民自炒的,所以她的指尖上净是黑印儿。阿莱吃瓜子的方法与众不同,她不是嗑一个吃一个,而是把瓜子一粒粒塞进嘴里,嗑好后瓜子存在嘴左边,瓜子皮存在嘴右边,越吃两个腮帮子就越鼓,鼓到一定程度,阿莱抄起一张废纸,把瓜子皮吐在上面,然后慢慢把瓜子瓤嚼掉,我多次提醒她说这种方法不卫生,阿莱每回答应归答应,该怎么做还怎么做,我一提这事她就说:“噢,忘了!”然后吐出口中之物,到厨房去边吐唾沫边漱口,久而久之,我也就不说了,不但不说,我自己也改成她那种吃法,好处是明显的——快。

我躺在阿莱的一边看毛姆写的另一本书《人性的枷锁》,这是我非常爱读的一本书,此外,毛姆的书里我最喜欢的还是《刀锋》,几次推荐给阿莱,她都看了几十页后就丢到一边,她自己没完没了地看《月亮和六便士》,也不知看过多少遍。

看着看着,阿莱忽然想起什么似的推推我,我转过头去,她冲我笑笑,说:“我干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今天想告诉你。”

我看着她,静待下文。

阿莱却不讲了,接着看书。

我把手里的《人性的枷锁》盖到她的书上,示意她讲下去。

阿莱只好放下书,冲我笑道:“也是刚才偶尔想起的,怪好玩的,还记得那次去洗印厂看西班牙电影周吗,大一时候?那时候咱俩还没上过床。”

我想了想后只得摇摇头,记忆里一片空白。

“就是那次,你和华杨在我宿*里画电影票那次……”

她提醒我。

我真的记不起来了。

阿莱看我一脸迷茫,也就不再盘问,接着说:“那次我倾尽所有在我们家门前买了一包开心果,然后到学校里去找你,一路上吃了一大半,见面后索性没拿出来,电影散场后,你们不知去哪里吃饭,我就坐车回学校,在公共汽车里把剩下的一半也给吃光了。”

“就这事儿?”

“就这事儿。”阿莱拿过书接着看了起来。


屋子里只剩下翻篇儿声和阿莱嗑瓜子的声音。

临睡前,阿莱对我说:“我现在觉得自己像个他妈的已婚多年的妇女。”

“是吗?”我问了一声。

阿莱顾自睡去。

171


上到大四,不知为什么任课老师全都特别年轻,也就比我们大三四岁,论烟龄没准儿比我还要小,但就是他们,却特别叫我讨厌。


上课时,青年男教师的目光从这个女生落到那个女生,仔细端详她们脸上的大包,想象着亲到哪里才能躲过?看看她们的长相是否过得去,个子高低,是否和自己相配?髋骨宽窄,是否有利于生出像他一样的坏种?看她们的乳房大小,假装无意间碰一下试试软硬,推测乳头的长短,颜色深浅,屁股走起来是上翘还是下坠?耻骨是凸出还是凹下?阴道口是潮湿还是干涩?再拿这一女生和那一个相比……总之,够他们忙的!所以一般他们上课往往眼睛灵活闪动,左瞄右看,嘴里颠三倒四,胡说八道,这是因为所有节约出来的时间都用来琢磨舞会上请哪一个跳舞,哪一个适合操逼,哪一个又可借补课之机把她变成自己的老婆。


青年女教师则深知男同学不能成为自己的依靠,但也不妨碍她们搔首弄姿,卖弄聪明。


在学校,每每我见到这帮傻逼必满脸堆笑叫一声“老师好”以示欢迎,擦肩而过之后必转身招手轻声咕哝一句“***”以示欢送。

172


11月,入校以来第一届全校足球联赛粉墨登场,原因是90年世界杯结束后的狂热劲儿有增无减,全校同学那时问他这学期有几门课可能弄不清楚,但像马特乌斯之类的名字却是个个报出如数家珍,连我们班最难看的女生刘立新都会说:“我不喜欢马拉多纳,他的腿太短。”


我们班一共踢了三场球,场场大败,最后一场打到3比0时,李唯在对方禁区里被人推了一个跟头,判罚点球,前面两场比赛我们班分别以4比0和5比0败北,这场如果进对方一个球也可算是踢进过球,其时李唯雄赳赳地站在离球20米左右开始助跑,我和另外几个同学满头大汗地站在不远处看,只见李唯在我班六个女生的助威之下,一阵风似的冲到球前,飞起一脚,球纹丝未动,李唯却一脚踢空,摔倒在地,引起一阵哄笑,李唯被抬下场时对我大喊:“让周文替我罚,让周文替我罚,灌他们丫的!”边喊边手臂乱舞,我只好在哨声响过之后,对准球门左上角奋力踢去,对方守门员在皮球入网之后才飞身跃起,跌倒在地,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比赛继续进行,李唯重新上场,我们班由于刚进了球,声威大振,在离终场前两分钟又组织了一场进攻,当时对方全队压过半场,混乱中我一脚把球踢出禁区,人丛中杀出两条人影,仔细一看,竟是焦凡和李唯,球在李唯脚下,跑了不远,李唯被对方一个队员追上,李唯把球传给焦凡,自己接着往前跑,焦凡得到球后对方队员一下子全部向他扑去,那时他已经跑到对方门前,李唯向他大喊:“传回来,传回来!”但焦凡却在慌乱中把球一脚踢向球门,姿式挺漂亮,有点像荷兰球星古力特,可惜球正好飞出界外。


比赛结果,我们班以3比1输掉了最后一场。


赛毕,李唯对焦凡破口大骂,一句一个“竖子不得与谋!”

“什么意思?”焦凡居然不解其意。

“就是不跟傻逼过事儿。”我替李唯答道。

173


90年11月中旬,风和日丽,万里无云,足球风过去后不久,我校经商风已经刮得无可救药,在我住宿时,每晚都有本校同学深夜推门入室,问有没有人买袜子之类商品,搞得人不得安宁。


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孙兵,与我素无交往,不知何时他掉换座位掉到我旁边,他这人的特点就是臭脚,而且在当时甚是有名,有一句歌谣就是专门为他而制,现在只记得其中一句,叫“一拉鞋带都摔倒”。


挨着他上课不便之处甚多,但也有一好处——可以在下面从容看小说,因为老师一般走到距我们一米处无不突然皱紧眉头,仓惶离去,从此再不向这个方向试探半步。


我有一天在宿*里被一个低一级的同学缠了半个小时之久,万般无奈之下花了4元钱买了一双防臭鞋垫,第二天一上课我就拿出来送给他,谁知他死活不接受。当时正上《体系结构》,一股股臭味就从他的尼龙袜子边缘喷薄而出,弄得我五迷三道,无心上课,刚一下课,我就再三对他说明我的好意,谁知此人并不领情,推搡良久我才弄明白,他以为我在向他推销!

最后我只得伸出一支手指。

“一块钱?”他问道。

“一毛。”我回答。

他立刻把鞋垫拿了过去,从兜里掏出一盒“金花”,从中抽出两支递给我:“咱们两清了。”


防臭鞋垫的效果持续了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孙兵重又旧病复发,我也每每望风而逃,一天,我被他在宿*门口拉住,他往我手里塞进10元钱,然后吞吞吐吐地说:“帮我弄100双鞋垫行吗?”

174


寒风凛冽的12月,华杨有一天中午回宿*后对我说:“我跟丫掰了。”

“谁?”我没反应过来。

“辛小野。”

“真的?你们不是掰过好几次吗?”

“这次真掰了。”

我“噢”了一声,接着看手里的一本围棋谱。

“周文。”他叫我。

“什么?”

“没什么。”华杨说完收拾他散乱在床上的东西。

我欠起身,对着他忙碌的身影问了一句:“要不要去喝点什么?”

华杨的动作在半空中停住片刻,接着,他转过身,坐到我床前,用手把长发一个劲儿地向脑后梳,继而长叹一声:“算了。”

我不知他说的是喝酒算了还是跟辛小野算了。

“下午干什么?”

“没事。”

“想打台球吗?”

华杨想了一下:“走吧。”

我从床上爬起来,穿上鞋,套上夹克,围上围巾,和华杨一起出了宿*,走到校门口打了一辆车,直奔崇文门,我们一共打了两小时,华杨心猿意马,打出的球飘忽不定,在袋口的球也能被他打飞,我看他这么瞎打,不觉情绪受到影响,也极不认真,有时一个球得反复打上五六杆儿才能打进,就这样,我们收了场,出来后走到花市影院想看看有什么电影,正碰一个无聊透顶的国产片,想想也没别处可去,于是到窗口买票,我想付钱,华杨抢上前去先付了。我们一同进门时华杨回头对我说:“第一次见到阿莱的时候就是在那棵树下。”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棵树,树叶光秃,在寒风中左右摇摆不停,树下的垃圾箱中塞满了垃圾。


进场时电影已经开始了一刻钟,我们在最后一排一进门的地方找了两个空座坐下,看了不到5分钟就双双站起来走回休息室,在那儿一人抽了一支烟,接下来再次硬着头皮进入场中,看了不多时候又走出来,相互对望一眼,无可奈何。


我们走出电影院,向左拐找到一个小饭馆,坐到里面一人喝了一两白酒方才定下心来。

我们坐在靠门不远的座位上,冷风灌进来时先从我们面前扫过,因此极不舒服,又喝了一杯白酒后,我们站起离去。此时正值下班高峰,街上人头攒动,车流滚滚,叫卖不断。电影散场,更多的人涌上大街,我和华杨站在那里犹豫半晌,不知该何去何从。

忽然我想起以前认识的一个女孩家住得离这儿很近,她叫向培。在我们以前唱歌的歌厅当过服务员,跟华杨一说,他也记得,有一次我们一群人打了一辆车回家,一个个地送,其中就有向培,我和华杨凭着依稀记忆沿着马路往里走,边猜边找,找到一个门框朱红的大院门前停下,进去敲响了一个玻璃上贴着刘德华画像的门,门应声而开,出来的正是向培。

“没想到你真在,这还真不好办了。”我说。

“什么意思呀你?进来吧。”

向培倒是挺大方,把我们让进去。

“怎么想起我来了?”她关上门后满脸疑惑地看着我们俩。

“我们站在花市电影院门口,一下子就想起了你。”华杨说。

“你父母呢?”我扫了一眼空荡荡的两间屋子。

“搬走了,刚搬一个星期,这里还没来得及收拾,你们别站着,坐吧,别坐那沙发,那是一个陷阱,坐进去半天才能爬出来。”

我和华杨齐刷刷地走向床边,又齐刷刷地一块儿坐下,向培看了不禁笑出声来。

我说:“我们这是无目的拜访,瞧,一进来就晕菜了。”

“我给你们倒点水喝。”

向培走到墙角,拎着一个暖瓶走到离我们不远处的一个小桌前找到两只杯子,往里倒了两杯水端过来。

“你们还在上学呢吧?”

“啊。”华杨接了一句。

我们俩一人接过一只杯子喝了一口水,感觉有点尴,后悔这么冒失闯入,但是说上一句“啊,我们走了”然后离去也似乎不太合适。于是便没话找话地闲扯。

华杨问:“你现在还在歌厅干吗?”

“不在以前那个歌厅了,换了一个。”

“哪儿呀?”

向培没搭话,反问我们:”你们还唱歌吗?”

我指指华杨:“他还唱,在国贸咖啡厅,没事可以找他玩。”

“我还没去过国贸呢。”

“一会儿一起去吧,请你喝免费咖啡,去吗?”

“行啊。”向培挺痛快地答应。

华杨看看表:“走吧,快到点了。”

向培从床下找出一双皮鞋,穿上一件长到脚后跟儿的羽绒长大衣,我们三个人一齐走出来,在大街上拦了一辆车,直奔国贸而去。


华杨在台上唱歌的时候我对向培说:“他刚跟辛小野散伙儿,心情巨悲痛。”

“我说怎么不爱说话了?”向培说道,把手中的一杯咖啡一饮而尽,“你们快毕业了吧?”

“也就半年了。”


说话间华杨早已唱完几首歌下来休息,我到投币电话亭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阿莱果真在那儿,问我在哪儿,我说和华杨在一起,问她想不想过来,阿莱犹豫了一下,说一会就到,我就回去等她,半个小时以后阿莱进来,见面就对华杨说:“我给辛小野打了电话,她说叫我劝劝你。”

“劝什么?”我问。

“我也不知道啊。”阿莱说道,“到底怎么了?”

“没戏了。”华杨说道。


我们四个人又一人喝了一杯咖啡,默默无言,气氛压抑,华杨又上去唱了三首歌,我们跟他一起走出国贸,我和阿莱回安定门老窝,华杨送向培回去。我们就在长安街上分手。


回去的路上,阿莱对我说:“他们散了倒好。”

“怎么了?”

“辛小野跟我说她和一个博士生在一起好长时间了,她不愿伤华杨的心才一直没说,昨天终于说了。”

“那你怎么不早跟我说啊?”

“跟你说?那我还不如直接跟华杨说呢!”

“什么博士啊?”

“辛小野说那人特有野心,别的也没来得及多讲,你别跟华杨说啊。”

“我不说,狗屎博士有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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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过了几天,华杨到宿*把他的铺盖一卷,搬到了向培那儿,我和阿莱去了一趟,他们俩正在刷墙,往顶棚上贴一些彩色画报,我帮他们收拾了一下午,晚上一起吃了饭,然后我和阿莱离去,又过了几天,华杨和向培到我们那儿看了一晚上的录相,换来换去足足换了十几部片子,只有一盘汤姆克鲁斯主演的《比翼神鹰》被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向培比前几次见到的活跃了许多,临走从我们这里借走了十来本书,装在一只手提袋里。


一星期之后,我和阿莱逛西单商场时碰到辛小野和一个比她大四五岁的小个子男子,他们在皮衣部试衣服,辛小野身穿一件短皮夹克在镜子前转来转去,我们没跟她打招呼,从她身边走过,她也没有发现,小个子男子心不在焉地站在辛小野旁边,手里抱着那件辛小野穿了两个冬天我们熟悉透顶的淡黄色羽绒服,看起来真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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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过后,进入91年,期末考试从1月7日开始,我和华杨有一门课没有偷到卷子,恰恰是本学期最难的一门《体系结构》,经过苦战,也总算过关。放寒假后华杨从国贸又换到京广,在咖啡厅唱《卡萨布兰卡》之类的歌,又结识了一班搞音乐的朋友,花4000元买了一把美国产的民谣琴,啤酒一次可以喝到十二瓶而不醉,委实了得。


寒假我和阿莱一人买了一双新冰鞋,配上速滑刀,隔一天去北海公园滑一次冰。阿莱的父亲有一把老掉牙的汽枪,被阿莱从家里拿到我那里,我从利生体育用品商店买回一摞靶纸和几盒子弹,把靶纸贴在厕所门背后练习射击,寒假结束,终于把厕所门打了一个大洞,只得又买了一套飞镖,用镖盘把大洞挡住。


春节来临,我买了一千头鞭炮在除夕之夜放响,当时我老爸守在电视机前,见我从阳台返回,对我说:“快毕业了吧?”

我点点头,算是回答。

老爸送了我一条红塔山,算是我的新年礼物,真是例外,以前他从没有送烟给我当作新年礼物,往年我得到的新年礼物无非是一支派克笔之类的东西,所以得到烟后我受宠若惊。


那一条红塔山我用了一个星期抽完了,淡而无味,就像我的大学生活,谢天谢地,总算快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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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结束后班里气象一新,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大约有二十个毕业设计课题,旁边注上难易程度,分为ABC三等,我挑了一个B等的课题,找到指导老师谈了一下,老师给我开了五六本参考书,我补办了一个借书证,没费什么周折便在图书馆找到了那几本书,然后带回家去看。


由于平时没有好好上课,学业几乎没有什么建树,所以只好闭门在家,照葫芦画瓢地开始编写那个管理软件,我选用了当时非常流行一年后便被“FOXBASE”淘汰掉的“DEBASEFOUR”来编写,图形方面用“MICSOFT C”接口,东抄西仿,竟然十分有趣,很快便编出一个颇为花哨的数据库,我父亲给我找了一个他过去的同学,此人是计算机数据库方面的权威,他借我五本摞起来足有半米高的数据库程序实例,我把其中颇为复杂的查询部分改头换面地抄了进去。


一个月之后,我到机房花了一个星期时间把程序敲了进去,又调了半个月,居然做出了一个让指导老师大为惊异的数据库。完事之后已是4月初,接下来的时间是写毕业论文,等待答辩,还有,就是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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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找工作我跑了七八个地方,不是工作太累就是报酬太低,眼见无法找到一个像样的工作不免灰心,我干脆回到家里坐等学校分配,横竖听天由命。


华杨的情况大体上跟我差不多。


阿莱的运气比我们要好,她找的第二家公司是个美国独资的电讯公司,主考她的人是个澳大利亚的工程师,他跟阿莱聊了一通澳大利亚的袋鼠之后又聊了一部澳大利亚国产电影《鳄鱼邓迪》,之后收下她,从5月初开始上班试用,月薪三百美元。为此阿莱快乐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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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某一天开始,我在电话里听不到华杨的声音了,这个情况持续了一个月左右,紧接着,华杨的父母也打电话来向我询问华杨的情况,所以我当机立断,一大早就直奔他和向培住的小屋。


我到那里时是上午9点,门从外面锁着,拉着窗帘,我爬到门上的透气窗向里张望,里面乱成一团,被子有一半掉到地下,电饭煲的盖子也没盖上,床上散乱地扔着一些衣服,有向培的,也有华杨的,五斗橱的门开着,抽屉被拉出了一半,给人一种被陌生人闯进过的感觉,我正惊异间,忽听背后有人大喝一声:“干什么的?什么人?”


我被吓了一跳,转过身,从踩着的破板凳上跳下来,余悸未消。却见华杨的邻居老太太臂上戴着一小截脏乎乎的红箍,手握一根小竹竿,正满腹狐疑地注视着我。

我问她华杨和向培的去向,她告诉我说,他们被警察抓走了。


我跑到派出所,填一张申请表,费了不少唇舌才得知,向培已经给转走了,华杨没有什么事,因为态度不好,才多拘了几天,警察抓向培时,他用刀扎他们,还好被一个片警手急眼快给了他一拳,把他打晕了过去。


我给学校保卫处和团委各打了一个电话,叫他们快点来领人,然后进去看华杨,他坐在一个墙角里,耷拉着头,两腿岔开伸出老远,手握成拳头,里面是一个扣子,他告诉我,那是最后从向培身上扯下来的。


我们一起靠着墙抽烟,等着学校来人,华杨的牛仔裤又脏又破,套头衫上的“野孩子”三个字已连成了一片,偶尔一抬眼睛,目光充满迷惘和悲哀,他一语不发地抽着烟,让我觉得仿佛我打扰了他什么似的。

我带来的半包烟很快抽完了,我把空烟盒揉成一团扔到一边,他忽然抬起头,盯着那个空烟盒看,半天,他说:完了。


我看到他把头埋在掌心里,我觉得他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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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阿莱发了第一月的工资,请同学和朋友吃了顿饭,给我买了一双阿迪达斯运动鞋,为此每当我一进饭馆就问服务员“有没有软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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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论文答辩通过,学校的分配下来了,轮到我是中日合资的华歌尔公司和西单商场。我在天天坐在计算机前画乳罩内裤内衣和填库存两项工作面前权衡了一下,前者下流后者枯燥,于是哪里都没去。不久,我找到一份在中关村一个小公司的工作,没问清楚是什么就答应了下来,也是因为慌不择路,事后才知道是一份非常可笑的工作——修理计算机。

这是一份我所能找到的最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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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杨说过,人生最经常做的事情就是四处逃避。这是他的观点,但我不这么看,我觉得应该把四处逃避改成四处碰壁,只要你活在世上一天,你必得东奔西走,忍辱负重,惶惶不安,即使运气好可以苟且一时,来日也得迎接新的烦恼。


华杨毕业分配在一个工控公司,工作是设计电路板,因为向培的事他有半个多月没去国贸,唱歌的工作也丢了,向培的消息不久传来,她因偷窃卖淫罪被判两年徒刑,真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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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我和阿莱一起逛了一整天商场,用老爸给我的600块钱买了一身上班用的行头,皮鞋衬衫还有长裤。第二天,我手拎一个皮包来到位于黄村四通公司附近的一个小公司去上班报到。


工作第一天干的活儿是修理两个坏电话机,我领了包括螺丝刀在内的几件工具,上到二楼那间热得叫人半生不熟的办公室,把电话拆开,用棉丝沾着酒精擦了一通,又重新装上,令人惊奇的是,电话居然就这样被修好了。

接着是一台卡斯朋显示器,我拆开以后照样干了那么一回,先用吸尘器把灰尘吸干净,然后用酒精擦了一遍,叫人泄气的是,扫描线依然只是单色,我正满头大汗之际,楼下运来一批新机箱,我又被派下楼去搬,一直搬了半个小时,搬完之后到了下班时间。我打电话给一个在图书馆工作的同学叫他帮我找几本关于显示器电路图的书,然后去他那儿取,取到之后,我回了家,吃完饭就开始胡乱钻研,一直到头昏脑涨,忽然睡去。


第二天,我带着四五本厚厚的电路书来到公司,借了一块万用表,对着图上标的测试点量了起来,量来量去没有什么结果,测量值没有一个对的,可我又不知该怎么办,嘴里叼着一根烟在那里愁眉苦脸,不时用螺丝刀这捅捅那捅捅,一走神的工夫还被一万伏的高压打了一下,就这样也没能叫我清醒。


中午,我在不远处的一个职工食堂买了盒饭,吃完后回到二楼,修理部经理忙得脚不点地,打电话联系业务,修其余几台计算机,见我在那里埋头看书,也没对我说什么,中间喝水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是学自控的,刚来时也是什么都不会,慢慢就习惯了,说完打发我去买几块锌片和规格不等的几只三极管。

我从财务处借了200块钱,走出公司,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就是工作呀。


我一路沿着电子一条街闲逛过去,边寻价边找那几个元器件,眼看快下班了,便匆匆返回,元器件没有买齐,经理跟我说:“明天再买。”

我答应一声,收拾行装,回到家里,阿莱比我回来早半个小时,做了两碗凉面,我们吃了以后打开电视,哈欠连天地看一部无聊电视连续剧,竟然看了两个小时都没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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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我中午吃完饭后坐在一楼的沙发上和宋丽丽聊天,她是跟我一块儿分来的,长得圆鼓鼓的像个小汤元,她分在销售部,每天的任务是满中关村乱转,手拿一个小本,记下其它公司的报价,因为我们公司自己没钱进货,所以生意全在于职员们东奔西走,询到一个最低价,一旦有倒霉客户撞进来,必有一个职员将他稳住,讨价还价完毕,对另一职员说:“哎,去库房拿机器去!”这边的人就得到另一家有现货的公司去抓,所以我们公司完全做的是倒买倒卖的生意,宋丽丽开始对此并不习惯,她询到的报价总是偏高,为此十分苦恼,我们正聊着哪家公司的康柏机价低,哪家的AST机是组装的,这时修理部经理路过,对我说:“别聊天,刘总马上过来,看见你不干活非说你几句不可,上楼去吧。”

我抬眼看其它的人,都把手头的书报收起来,一个个拿着从各公司要来的资料假模假式地看,我正要走,门开了,刘总伴随着一阵急促的呼机声健步而入,他满脸笑容,一边跟门口的两个人打招呼一边用一只手按别在腰际的呼机,走到我们这三个人旁边停住脚步,坐下来,正坐在我旁边,他一边看着手里的呼机一边说:“你们是刚分来的吧?好好干,中午时间也应该充分利用,可以到外面转转,询询价,多认识点人嘛,再说饭后走走对身体也有好处,是吧?”

说罢,抄起电话便打。于是我向他点点头,然后就跟着修理部的经理走向二楼,在那间热得足可以把我们蒸熟的小屋里修计算机。


叫我觉得有趣的是,下午两点左右,我在厕所又和我们那个刘总碰头了,厕所位于我们公司马路对面正前方偏左一点,我一迈进去就发现刘总也在里面,他蹲在坑前,露在外面的一截屁股上有一颗黑痣,手里拿着手机,正字正腔圆地对着那玩艺儿说着什么,好像是在谈一笔生意,下面像投篮一样响着,一截截屎应声落入坑内。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有点拿不准是叫他一声刘总好呢还是不叫为妙,我小便完后,看见他还在那里对着电话不停地说着,于是转身而去。以后,每当我在某种场合上见到他,不知为什么总能想出他在厕所时的那副尊容,实在是对他很难尊敬起来,别人如果遇到我这种情况也不知会作何处理。


总之,从那以后,同事一提起刘总,我总想加一句——就是那个一边打手机一边拉屎的刘总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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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着上了半个月班后,一天,刘总开会回来了,全公司的人立即全体集合,足足有20多人,下班后挤在公司一层不足60平米的房间内,散落在柜台和桌椅中间,正值盛夏,热得人喘不过气来,刘总经理长着一张肤浅的国字脸,下巴上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白衬衣的领口上打了一条斜纹真丝领带。


下面是他恬不知耻的讲话,我原封不动地照搬下来:

“公司的全体员工们:你们好!公司从成立到现在,经历了三年的风风雨雨,这三年,中关村有多少公司倒闭了?数也数不清!我们呢?没倒!”

他说完这句,气宇不凡地四下望望,下面全无声息,有的人在拿张《计算机报》当扇子在脸前扇风,刘总见状,不慌不忙地从桌上拿起一杯不知是谁为他倒的茶,咕咚一声喝了一大口,然后接着讲:“作为这个公司的领导,我觉得,这几年来,就一个感觉——太累了!太累了!真想让你们年轻人来干,可是谁行啊?谁行?你们下面可以推荐嘛,有谁可以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利益,一心为这个公司着想,谁能拍着胸脯站出来,我立即让贤!有人吗?我看没有!当然,不能说我是什么什么的,我是谁呀?我不就是清华毕业吗?我不就是在学校时就是学生会委员吗?我不就是……”

写到这里,我的手不好意思地停住了,即使是现在写起来,我还替他感到脸红,说这些话的时候,刘总大约40出头,真不知他当时讲的时候这些话是怎么说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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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我工作的第一个月结束,拿了210元的工资回到家里。阿莱的工资比我晚发两天,装在一个信封里,340美金外加1200人民币。稍后两天,华杨也发了工资,430元。我们三人聚在一起,在和平门吃了一顿朝鲜烧烤,阿莱结的账,对此我和华杨满不在乎地接受了。

我的满不在乎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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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晚上,阿莱和我洗了澡后到楼下的马路上晃悠,阿莱穿一件上面印着约翰·列侬头像的套头衫,下穿一条米黄色日本产棉布西装短裤,手里拎着一把在友谊商店买的象牙柄扇子,头发用一条白绸手绢系住。我穿着一件T恤衫,一条浅色牛仔长裤剪成的短裤。街上人来人往,大都是出来乘凉的。


我们沿着护城河向西走了半个小时,一路上谈些上班遇到的事情,往回返时碰到一个路边小摊儿,我和阿莱各要了一瓶汽水坐在离小摊不远处的草地护栏上喝,喝到一半,阿莱用手拍拍我的腿,我转过头,她看着手里瓶中的汽水对我说:“明天我妈过50岁生日,咱们一块儿回去吧,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去过我们家呢,也没见过我父母,我妈说了几次要我把你带回去看看,你要不回去,他们可要给我介绍对象了。”

我转过头去,接着喝手里的汽水,没有丝毫表示。

阿莱推推我。

“不去。”我突然说。

“我都跟我妈说好了,他们今天下午出去买菜,明天上午准备,咱们要是想进门就吃饭那就中午到,要是你想表现表现就上午去,总之看你的方便。”

“我不想去。”

“你这人怎么这样?”阿莱跳下栏杆,面对着我。

“我就这样。”

阿莱低下头,抓住我的手,眼睛看着我的膝盖说:“我知道,你最近工作不顺心,但开头大家不是都一样嘛,总会好起来的,也别为这个连我们家都不去呀,我妈听说你要来,特别高兴,直问我你喜欢吃什么。我爸也想看看你。”

“这次算了,下次吧。”

“你这人怎么这样?不就是去我们家呆一会儿吗?你要不愿意,咱们到那儿就吃饭,吃完就走,就一个小时,你要不想跟我们家人说话我一进门就把电视打开,你看电视就行了,走一趟,碍你什么事呀?”

“别说了,我不去。”

“我跟家里说过你的事儿,他们都知道,我父母通情达理,我晚上不回家也没说我什么,他们那么大岁数,我晚上也不回家,你总得让他们知道我是跟谁在一起的吧,也好叫他们放心,他们就我这么一个女儿……”

我跳下栏杆,直奔小摊,把汽水瓶子退了,然后掏出一支烟,点着,等阿莱过来,阿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我知道她在跟我赌气,我走过去,拍了拍她的后背,阿莱一闪躲开了,我再一次拉她的手,也被她甩到一边,她站在离我一米左右的地方,噘着嘴,把手里的汽水瓶子斜过来,让里面剩下的汽水形成一条细细的线流到脚下的地上。

“走吧,别在这儿站着了。”我对她说。

阿莱抬起头,眼里竟充满泪水,我低下头,不看她。

“以前我对你提过什么要求吗?”她有点哽咽着问我。

附近没有行人,我和阿莱僵在那里,我抬起头,阿莱的目光望向我,我躲开她的目光。

“你到底去不去?”阿莱低声问我。

我看着她,无法回答,阿莱突然转身跑到路边,拦住一辆路过的出租车,钻进车里,风也似地从我眼前疾驰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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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走后我长出了一口气,出租车后的红灯亮了一下,接着在前头的十字路口停了一下,接着一转弯,不见了,我沿着出租车走的方向往前走了几步,忽然顿住,把手里的半支烟扔到空中,又一脚踢飞,然后往回走,想到阿莱出门时身上没带门钥匙,我急步紧赶,到了家,我在楼道前后找了一圈,没有阿莱,我又下楼在楼下转了一遍,仍然没有,我回到家,屋子里像我们出去前一样,干干净净,写字台上还放着阿莱临走前吃剩的半个西瓜,勺子呈45度角插在西瓜中间凹下的部分。


我从书柜里翻出一张唱片,放上唱机,唱片转动,传出斯特沃德的《每幅画都有个故事》,我把音量拧到中间,点上一根烟,搬把椅子,就坐在电唱机前,一边看着唱片转动一边听音乐,等阿莱。


电话响了,我纵身跃起,迅速摘下听筒,是我们维修部的经理,我压低嗓音说了声“不在”就放下听筒,又走回唱机前听音乐,坐了一会儿,我又把电话拉到眼前,那天晚上,我接了总共四个电话,其中一个是华杨,他问我明天愿不愿意去游泳,我说明天再联系吧。


一直到11点半,阿莱仍未回来,我忍不住往她们家打了个电话,接电话的是她父亲,问我找谁,我说找吴莱,他父亲说还没回家,要我给她单位打个电话试试,我道了谢,挂上电话,换了一张唱片,是冥河乐队的《雪盲》,我听着听着不觉到了12点。


门发出一声轻响,我跳起来去开,门外空荡荡的,电梯早已停驶,走道里静静地没有一点声音,我从屋子里找出手电,一节节楼梯走下去,一直走到一楼,又在门外转了一圈,仍然不见阿莱的踪迹,我拖着走得酸痛的双腿爬到十二楼,楼道里异常寂静,我出去时没锁门,这时,我打开门,屋子里空空的,仍然没有阿莱,电唱机早已自动停止。我走上阳台,遥望星空,不觉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不知为什么,我心中暗暗盼望这次最好和阿莱断了,好让我轻松一下。我恶意地想象着我们分手后各自痛苦的生活,想着想着居然觉得真和阿莱分手了。


但是阿莱毕竟是跟我一同过了四年的阿莱呀。

我回到客厅,给阿莱她们公司打了一个电话,盲音响了很久,没人接,显然阿莱不在那儿,我从阿莱的包里翻出她的通讯录,一个一个电话的拨下去,一直打了足有三十个电话,

仍然没有阿莱的消息,我放下电话,心中一片茫然。再一看表,已经快两点了。


我走到楼道里,楼道一片漆黑,从我打开的房门中透出一片矩形光,我站在光中,身影被拉得很长,我站在那里足足有十分钟,呆若木鸡,忽然下意识的我向黑暗中轻声叫了一声:“阿莱。”

声音很小,但沿着楼道传出很远,甚至我还听到一丝轻轻的回声。就在我转身要回去的当口,楼道门轻轻一响,一个身影走了出来,是阿莱。

我愣在那里,半晌没有说出一句话。阿莱走到我面前,抬起头,我看到她漂亮的黑眼睛。

“你叫我?”阿莱问。

“你到哪儿去了?”我拉住她,把她拉进屋子里。

“钱包丢在出租车上了,我渴了,蚊子咬了我三个大包。”阿莱进来后坐到写字台后,吃她剩下的半个西瓜,“帮我找找风油精,可能在书柜第二层。”

她抬眼看了我一下,用眼角斜斜书柜,冲我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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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7点10分,我突然惊醒,阿莱在旁边睡得很熟,毛巾被鼓鼓囊囊围在腰际,头钻在枕头下面,像一只鸵鸟。我轻手轻脚下了床,拎着电话机座来到厅里,给我老爸打了电话,从接电话的声音看,老爸也是刚醒不久,我给老爸打电话无非就是两件事,一个是报告坏消息,一个是要钱,对此我老爸早已习惯。自从搬到安定门后我曾口出狂言说不再麻烦他,现在看来不太可能,我对着听筒半天说不出话来,那边老爸急了,“到底什么事,你这个混蛋,快说,是不是被开除了?”

“没有,是借钱。”

老爸的声音一下子缓和下来:“吓我一跳,以为你又……要多少?什么借呀借呀,我还是你爸呢!快说……”

“一千。”

“什么时候要?”


“马上。”

“怎么不早点说?”

“这不是说了吗?”

“过来吧,两个星期没回家了吧,你妈挺惦记你,你这个狼孩儿!要不要跟你妈说话?”

我慌忙说:“不,我马上就到。”

我挂了电话,给阿莱留了一张字条,说我下楼买早点,然后穿上衣服轻手轻脚地离去,来到街上,打了一辆车,直奔右安门,我们家就在附近。


到家后,我妈一见我面就说:“哟,这孩子又瘦了。”

我得交代一下我妈,从我一生下来就听到她不断说上面那句话,如果她说的是事实,那么我现在应该像小老鼠那么大才对。


老爸是个粗线条,我去过他们单位几次,其中有两次听到他在办公室大发脾气,高声怒吼,但一回到家却老老实实,在家里,是我妈的天下,她的绝招是高血压,头一疼就把眼睛在我和老爸脸上乱转,然后确定一个,就说是他气的,为了不担这个恶名,我和老爸对她言听计从,不敢有半点马虎。


我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子如命,和中国千百万母亲如出一辙,在我妈眼里,18岁以后的我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不管是谁,说我有什么毛病,我妈几乎立刻就会诊断出说我的人是神经病,她的职业是医生,有处方权。


我父亲拉开抽屉,从里面找出早已准备好的一个白色信封,递到我手里,对我说:“工资不够,就说一声。”

我妈把一杯牛奶递过来:“中午在家吃饭吗?”

我接过牛奶一气喝干:“不,我得马上走,有事。”

说罢仓皇离去,把我妈的嘱咐丢在身后。


我冲回安定门,在楼下买了两张煎饼,坐电梯上楼,阿莱已经起床,正在梳她的头发,见我进来,用舌头顶了一下冲着我的那边的腮帮子,使其鼓出一块,然后转过头对我迅速作了一个鬼脸,随即发问:“油条呢?”

我指了指自己的两腿间:“就楼上楼下这会儿工夫,软了。”

阿莱立刻做愤怒状,张大嘴夸张地说了一句不出声的话,从口形上判断,她说的是“FUNK YOU”。然后站起,冲到厨房,牙也不刷拿着我买的煎饼就吃了起来。

“不用问也知道味道不怎么样。”我说着坐到床边上去抽烟。


阿莱在录音机里放进一盘磁带,在震耳的音乐中几下就收拾完桌子,拉开窗帘,让阳光散进屋里,我抽完烟,把我的煎饼吃完,我和阿莱一人一杯白开水,隔桌而坐。她用手指甲在桌面上划来划去,我看了一下表,才9点过5分。

“怎么样?”她问我。

“该怎样就怎样。”我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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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阿莱衣冠楚楚地到街边打车,上车后我对司机说:“亚运村自选市场。”

阿莱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别买东西了。”

我没看她,目光投向窗外,阿莱也就并未多说。

走进自选市场,我在前,阿莱在后,我们随着人流一同缓慢移动,我问阿莱:“你爸爱吃什么?”

“无所谓。”

“你妈呢?”

“我妈跟我爸一样。”

“我是不是不应该买东西,第一次买了,以后次次得买,你说是吧?”

“也是。”

“再说我算什么呢,名不正言不顺的?”

“你说呢?”

“我叫伯父伯母还是叫叔叔阿姨?”

阿莱白了我一眼:“你紧张什么?”

“我没紧张。”

我在一个柜台前停住,要了一个金华火腿,阿莱伸手掏兜,我一把抓住她的手,掏出鼓鼓的钱包,阿莱立刻对我喊了起来:“你早上借钱去了吧?跟谁借的?”

我不理她,接着往前走,在烟酒柜台前买了一条红塔山,一瓶茅台酒。阿莱以一种奇怪的目光看着我把那些东西装进一个口袋里,然后随我一同走出菜市场。

一出门她就抢着对我说:“你真可笑。”

“我就可笑了怎么啦?”我继续往前走。

“我爸不抽烟,也不喝酒。”

“那就给你妈。”

“废话。”

我走到路边打车,阿莱满怀笑意地在旁边冷嘲热讽:“认识你这么多年了,没想到你会这样,以前你管这样的人叫什么来着?”

“不就是傻逼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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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家座落在亚运村那片楼群里,停车后,我们从车里跳下来,阿莱指给我看,顺着她的手指方向,我看到了一模一样的一连串的阳台。

“四楼。”阿莱说。

“然后呢?”

“按门铃呀。”

“我知道。”

我们走到二楼时我听到阿莱在我背后笑出声来。我转过身,用手里拎的口袋打了她一下,她的眼睛已经乐成一弯了。

“笑什么?”

“笑我自己。”

“阿莱,别得意,这件事什么也说明不了,我告诉你。”

阿莱忽然连上两阶台阶,一把抱住我,狠狠地亲了我一下,手指甲深深嵌进我的后背,小腹紧紧贴到我的小腹上,并且保持着那个姿式,一动不动,直到一楼响起有人走动的声音才松开。

我伏在她耳边轻声说:“来性欲了吧?”

她推了我一把:“走呀。”然后登登登跑上楼去。

我只好跟上,走到三楼时听到她边敲门边按门铃还有急切的声音:“妈,我们来了。”


当我走到她们家门口,门已大开,阿莱的脸上潮红未褪,就像我们刚练完一样,她呼吸急促地把一个眉眼跟她有些相像,比她胖一圈儿的女人拉过来堵在门口,忙着介绍:“妈,这是周文,”又一指她妈,“这就是我妈。”

不等我们相互打招呼,她早已钻进里边,对着一个房间大喊:“爸!”


我和阿莱的母亲相互点头,她母亲一边把我让进屋,一边像打量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一样上下打量我,我拎着东西又走进另一间屋子,阿莱的父亲正在被阿莱从椅子上拉起来,我放下东西,和阿莱的父母东拉西扯了一会儿,然后跟阿莱的父亲一起看电视,其间,阿莱的父亲递给我一支烟,他自己却不抽,我只好独自一个人抽,把烟灰弹在一个小碟子里,抽了几支之后,趁没人注意,偷偷倒在厨房的垃圾箱里。又到厨房把碟子洗干净,放回原处。


然后是一顿丰盛的饭菜,最后我和阿莱借口说有事,告辞出来,阿莱晚了一会儿,我走到一楼时听到她咚咚咚的下楼声,片刻就赶到了我面前,她喘着气说:“还行。”

“什么?”

“我父母说你还行,就是不爱说话。”说完阿莱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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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我所在的那个公司的两个部门经理离开公司,自己单干,带走了一批客户,公司的营业额直线下降,维修部也无法维持下去,所有在公司里晃来晃去的人一律成为销售,到处去找客户,正巧我父亲他们单位要买三台计算机,我算做成了第一笔生意。

不久,一个在银行的同学打电话给我,说他们那里搞联网,我就去他们银行泡着,每天到公司露一下头儿,然后就杀奔银行,先晓之以理,再动之以情,从经理到出纳每个人我都混得特熟,就这样,经过一个多月,终于把那个活儿嗑了下来,这回我可没给我们公司做,找了一帮人连机房装修在内全部包了下来,中间出了几次不大不小的毛病,也总算让我给对付过去了,干了3个月,工程结束,连机器到软件到工程加起来我一共从中挣了7万多元。

接着又倒了一笔工控机,赚了3万块钱,加起来差不多有10万,两个活儿一结束,我大病一场,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公司把我当成了一个泡病号的坏典型顺手开除了,我当然乐得如此。


那时已经进入冬季,11月的风吹在脸上又硬又疼,我又看见了那些顶着风骑着自行车的上班族,他们面色麻木,从骑车的姿式看,他们在挣扎。

193


在北京,坐在轿车里的人长得比挤在公共汽车里的人要好看些,从饭店里出来的人比从工厂里出来的人长得要好看些,有钱人比穷人长得要好看些。

不论男女。

也许还得加上——不论在不在北京。

194


刚回家那一阵儿,我整日感到百无聊赖,没有人指挥我干这干那,我竟觉得有些不习惯,每天我的睡眠时间很长,醒来时阿莱一般已经上班去了,阳光从窗帘的缝隙中照射进来,形成一条亮线,落在墙上,由于无所事事,我的烟抽得比平时多,每天两盒,有时想想我的职业,用烟草吸食者这几个字来形容倒是比较恰当。


阿莱下班后经常跟我一起坐在新添置的沙发上抽烟,深夜,寒风的呼号声从窗外传来,有时我在黑暗中侧耳细听,竟真的像是哭声,但是,究竟是谁在哭呢?


阿莱常常劝我,平时别老窝在家里,不工作也要到外面去走走,于是我就在下午时分到外面转转,起初,我沿着二环路向西走,然后沿着二环路向东,两边走腻了之后,我就向南走。


不知是因为我自己疲惫还是因为别的,在我走到无论何地,都能从人们的眼神中看到疲惫的影子,无论是在繁华的大商场,还是在饭店酒吧,还是在窄窄的胡同中。


晚上我常常和华杨等等几个为数不多的朋友聚聚,一般是在东直门大街或是美术馆,有时也去西直门,总之,我们坐在那些小饭馆里,喝着啤酒或白酒,吃着煮花生米或是蒜泥白肉,聊着天儿或是沉默不语,在沉沉黑夜中混着时间,阿莱一般到12点钟就坚持不住了,她往往一个人先回去睡觉,后来为了赶末班电梯,她10点半左右就离开我们,再后来,她索性不来了,我在饭馆里给她打电话她往往推说太累或是别的什么原因而不过来。这样,夜里我常常很晚才回家,有时还会带回一两个喝醉的朋友。

195


11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在床上睡得正香,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了,我抓过听筒,里面传出不太清楚的声音,我照例啊啊了几声,听筒中的声音蓦然清晰:“喂,喂,我是苏黎……”

我惊醒了,顿时睡意全消,她对我说:“听得出我的声音吗?”

“你在哪儿?”

“在王府井麦当劳前面的公用电话,我来北京谈生意,你有空吗?中午一起吃饭……”

“行,几点?”

“12点吧,我现在去《大众摄影》编辑部取点东西,然后就没事了,你说去哪儿?”

“和平门烤鸭店吧,我请你吃烤鸭。”

“太好了,太好了。”

196


放下电话,我愣了片刻,穿衣下床,洗了澡,换上一双新袜子,刮了胡子,收拾干净屋子,一看表,才10点半,我坐在沙发上,点燃一支烟,屋子里静悄悄的,从嘴里吐出来的烟雾并不立刻散去,而是悬浮在半空中,慢慢变幻着形状。

我抽完一支烟,把阳台门打开,一股带着寒意的清新空气涌了进来,我因为只穿了一件毛衣,一会儿就感到了寒冷,于是把皮夹克穿上,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最后我关了阳台门,坐回沙发,看电视,看得差点睡着时,到了11点半,我撞上门,下了楼,在马路边打了一辆车,直奔和平门,因为路上堵车,晚到了5分钟,从车窗里,我望见苏黎穿一件黑色的羽绒长大衣,肩上背着一个挺大的棕色皮包,站在门口东张西望。见我从车里下来,笑嘻嘻地迎上前来,问我:“我样子变没变?”

“没有。”我说着和她一起走进烤鸭店。

店里人很多,服务员把我们领到一张刚刚吃完还没来得及收拾的桌子前,一个服务员懒洋洋地收拾,我和苏黎站在旁边看,苏黎把大衣脱下来搭在椅背上,随后我们坐下。

我要了一杯扎啤,苏黎喝可口可乐,等菜的时候,不知为什么我们相对无言。一杯扎啤很快被我喝完了,苏黎端着可乐若有所思。我点上一支烟,问她:“现在怎么样?”


“我在一家广告公司。”她搜索书包,从里面拿出名片递过来。

我看了一下名片:“不错呀,自己开的公司?”

“和我的一个同学。”

“生意好吗?”

“一般。”

停了一下,她转过来问我。

“你干什么呢?”

“倒过一段计算机,现在在家呆着,失业了。”

“失业了还请我吃饭?”

“一顿饭我还是请得起的。”

“还是我请你吧。”

“别争了,说实话,我呆着是因为把以后几年的钱都挣完了。”

“我来了打扰你吗?”

“哪儿的话,我本来就没事,要不我陪你在北京逛逛?”

“好吧。”

“你想去哪儿?”

“哪儿都想去。”


菜上来了,我和苏黎吃了起来。苏黎吃了不少,我因为连日在家呆着,没什么胃口,随便用薄饼卷了几块烤鸭吃完,又夹了点菜,就吃不动了,我又要了一杯扎啤,边喝边看苏黎吃,结账出来,我陪她去了故宫和天坛,天黑之后,我们一起到中国大饭店一楼咖啡厅喝咖啡吃牛排,一路上,苏黎兴致勃勃,我倒对这些地方兴趣索然。在天坛的回音壁,苏黎一把搂住了我的胳膊,随后的时间里,她一直都搂着我的一只胳膊,喝咖啡时我们手拉着手,我送她回到位于动物园的西苑饭店,发现她住一个单人房间。


苏黎对我说:“进来呆会儿吧?”

我犹豫了一下。

“你是不是还有事儿?”

“没有。”

我进了屋,反手把门关上,伸手抓住苏黎,她靠在我身上,我们拥抱。

“华杨跟我说,你有女朋友,为我你们吵过一架。”她在我们接吻中间说。

我不回答,接着吻她。

苏黎的嘴里好像带着厦门的气息,一瞬间我感到自己是那么地需要她。

苏黎问我:“你想不想先洗个澡?”


我们练完后已是半夜11点多钟,我抽着烟说:“我们只有两夜风流时间——”

“我已经不是你在厦门时的那个苏黎了。”

“是吗?”

“我一毕业就结婚了,我老公做股票。”

“喜欢他么?”

“他人不错,比我大7岁。”

“过的怎么样?”

“怎么说呢——还能怎么样?”

“也是。”

停了一会儿,我又说:“认识你时你还跟我讲过席慕蓉。”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现在这样?”

“没有啊。”

“我来的时候没想到会跟你上床。”

“我也没想到。”

“知道吗,你从厦门走了以后我还伤心过。”

“真可爱。”

“后来,我才知道伤心也没有用。”

“那就是长大了。”

“长大了没什么意思。”

“别这么想,这么想叫人觉得自己在走下坡路。”

“女的一过20岁就总是在走下坡路。”

“谁告诉你的?”

“这还用人告诉啊。”

“你还非常漂亮——”

“不说这个了,想喝酒吗?”

我坐在床上,等着苏黎拿来一瓶洋酒,又从桌子上拿了两个杯子到洗手间冲了一下,回来后打开瓶盖,一个杯子里倒进一点。

“要加点开水吗?”

“不用。”

“冰呢?”

“太麻烦了,还得叫服务员送。”

“我喝威士忌喜欢加开水,又香又暖和,要不要试一试?”

“太淡了,我就直接喝吧。”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喝了半瓶就喝不动了,有一段时间,我们不再说话,我在被单下面抱着苏黎,就像抱着我的青春岁月。


我们一直睡到早上9点半才双双醒来,半夜我到洗手间给阿莱打了一个电话,编了个瞎话说回父母家了。

197


10点钟,我陪苏黎去了颐和园,晚上苏黎在长城饭店约好一个客户谈生意,我回到家,进门后发现阿莱穿了一套上班时穿的制服,情形颇为正式,我知道大势不妙,阿莱在沙发上坐得笔直,从我一进房门两眼就盯住我不停地打量,我走进洗手间佯装洗脸,在心里使劲编瞎话,准备从厨房一出来就先声夺人,还未开口阿莱就说:“你昨天晚上没回家。”

我刚要解释,不争气的呼机响了,我伸手关掉,阿莱盯着我:“回电话呀。”

我往沙发上一靠:“你怎么了?”

阿莱忽然抓起电话,问寻呼台刚才的电话,然后就拨了过去,接电话的果然是苏黎,阿莱把电话递给我,我就和苏黎聊了起来,等到偷眼看阿莱时,此人早已不见了踪影,我匆匆挂上电话,倒回床上,一筹莫展。

198


苏黎又呼我,我回电话说有事脱不开身,然后呼阿莱,从8点半到夜里1点,我呼了阿莱不知多少遍,她一直没回,半夜1点半,苏黎打来电话,问我过不过去,我说一会儿就到。


和苏黎做爱完毕,我筋疲力尽,凌晨四五点钟,电话响起,苏黎接的,对方问是苏黎吗?苏黎嗯了一声,又问周文在不在,苏黎一犹豫,那边的电话已经挂了,苏黎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叹了口气,倒头接着睡,谁知怎么睡也睡不着,隐隐感到一阵阵不安,辗转反侧,终于从床上爬了起来,我穿好衣服,坐到地毯上抽烟。苏黎也没睡着,她打开床头灯,把毯子一直拉到脖子下面,轻声问我:“是不是打扰你了?”

我说:“没事儿,你接着睡吧。”

苏黎小心地问我:“打电话来的是你女朋友吧。”

我不愿跟苏黎多谈,于是重新躺回床上,我们俩又开始做爱,然后一直睡到中午才醒。


我和苏黎到饭店附近的一家餐厅吃了饭,彼此默默无语,随后,我们一起回饭店,苏黎给几个客户打了一通电话,我到洗手间精心洗了一个澡,把脸刮干净,苏黎的一个客户来了,我和苏黎告别,她把我送到电梯前,对我说:“不方便的话就不联系了,我今天晚上走,飞上海,北京真好玩。”

停了停,我看她嘴唇动了两下,好像想说点什么,这时电梯到了,门一开,里面还有三个人,于是我向她挥了挥手,算是告别,走进电梯,门咣地一声关上了。

199


我回到安定门,不出所料,阿莱已经连同她的东西离我而去,房间乍一看仍是井井有条,只可惜属于阿莱那一部分不翼而飞了,连洗手间中的梳子都只剩下齿儿上没有长头发的。


我坐在桌前,抓起电话,随即又放下,我到冰箱里拿了最后一筒五星啤酒,边喝边听一盘比利·乔的《第五十二号大街》,听完又听一盘U2的《在血红色的天空下》,波诺的嗓音在房间里嚎叫着,可我却麻木不仁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头脑一片空白。


 


回复:我的晃晃悠悠
bense 发表于:2005/7/10 22:48:49

119


一觉醒来,已是傍晚,我是进来以后第一个倒头便睡的,朦胧中,听那些人在整理东西洗澡什么的,我醒之后,发现宿*里乱成一团,地上扔着脏衣服和背包,乐器盒东倒西歪,我下了床,找到自己的那个背包,从里面拿出梳洗用具,然后走进洗澡间洗了一个澡,把胡子用剃须刀刮干净,然后出来把床收拾了一下,其他人都在睡着,我走出宿*,穿过楼道,来到外面,下了一个山坡,前面不远有个小卖部,我过去买了一瓶汽水坐在一张破台球案子前的一张小椅子上边喝边四处张望,因为放假,校园里几乎没有什么人,小路上走来走去的人看上去像是教师家属,到处一片绿色,厦大依山傍海,像个公园,除了那些看上去较为低矮的植物随处可见之外,路两旁是枝叶披拂的凤凰树,微风吹过,它们在夕阳中婆娑起舞,枝叶在空气中游荡似的飘飞,就像一个个头发被吹乱的女孩在走动。


我喝完汽水,退了瓶子,回到宿*,把火车上穿的脏衣服拿到水房洗干净,晾到阳台上的铁丝上,这期间大伙陆续醒来,我们一行人到外面的一个小饭馆吃饭,然后折回来,这时那个歌厅老板才姗姗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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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随风过,自在花开花又落,不管世间沧桑如何;一城风絮,满腹相思都沉默,只有桂花香暗飘过

2003-5-8 1:42:31


citype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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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楼

晃晃悠悠


120

老板叫袁敏,对我们非常热情,他叫来一辆车,拉上乐器,直奔他的歌厅,在歌厅里,我们商量了后面一个月的演出计划,然后就是天南地北地胡聊一气,快到6点时袁敏又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一直吃到8点,吃完后坐在下面看原来的那支乐队在台上演唱,他们这是最后一天,不久,他们也注意到我们,不时向这边看上那么一两眼,态度极为不友好,袁敏坐在我们旁边,陪着我们聊天,他头发乱糟糟的,穿一件棉布T恤衫,下面是一条皱巴巴的裤子,听说还是此地的一个画家,陆然和他聊得挺热乎,从飞过来的只言片语看,他在聊啤酒和此地的姑娘。那个到火车站来接我们的叫苏黎的女孩也在,她是厦大中文系的学生,在这里打工,穿一身套装,神色严肃地站在柜台后面,目光在顾客丛中往返穿行。我们坐到晚上10点钟,顾客渐渐散去,直到全部走光,我们也差不多全喝得半醉不醉,然后开始上台试唱,歌厅的设备是从海上走私过来的水货,效果出乎意料的好,我们一直排到半夜两点才回宿*,苏黎一直陪着我们,我们走时她把门锁上,和我们一同往学校方向走。


我们这一溜儿人越走越散,快到学校门口时我发现就我和苏黎在往里走。那时我已经醉得有些飘飘然了,我穿过整个学校,从后门出去,一直走到海边,然后就跪在潮湿的海滩上吐了起来,把晚上吃的宵夜吐得精光,我站起来,勉强走了几步,立刻觉得一阵天旋地转,站立不稳,扑倒在地,苏黎走到我旁边,把几张餐巾纸递给我,我把嘴擦干净。

我对她说:“别管我,你回家吧,我没事儿。”

苏黎就走了。

夜色里,我看见她踏着石阶走上海堤,然后一转,消失在街边的灯火后面。

121


第一天演唱很不成功,刚一开始下面就有人说太吵了,当然,这是袁敏后来告诉我们的,我们暴风骤雨似的音乐让下面以为音响设备坏了所致,一曲完毕,那些在谈生意或聊天的人不禁目瞪口呆,接着,在第二支更加放肆的音乐中,不少顾客鱼贯而出,纷纷逃之夭夭,华杨回头冲我说话,从口形上看,他在骂:“这帮傻逼!”

事实上,傻逼的是我们,晚上结账时袁敏对我们说:“如果你们再这么唱下去,我也支持不住,别摇滚了,来点别的吧。”


从第二天起我们就开始唱别的,快结束时有个醉鬼出了50元让我们唱《东方红》我们也唱了。而且,就那样一直唱了一个月。唱到最后,我们也居然对摇滚公开失去了兴趣。

122


白天,我们一般是躲在宿*里睡觉,从凌晨四五点钟一直睡到下午二三点,睡醒后大家在一起吃东西,然后去海边游泳,混到傍晚,再吃一次,接下来就分头活动,一般是在校园里乱转,好笑的是彼此经常碰到。要不就是在宿*里看书,到小卖部前的坑坑洼洼的破案子上打两局台球,也曾结队去本地有名的鼓浪屿玩过,可惜并没有在岛上转多久,因为在过渡时发生了叫我们气愤的事,所谓的柠檬茶事件。那天,我和华杨等一干人打起精神,坐上渡船,正在谈笑风生之际,一位甜蜜可人的小姐给我们一人端上一杯冒着热气的淡黄色的柠檬茶,我们就喝了,平均每人刚喝一口左右,一个彪形大汉就走过来收茶钱,我们左顾右盼,发现周围那些人都没有动杯子,原来这是个圈套,讨厌的是,那杯茶钱贵得叫人心里非常不痛快,这种不痛快又叫我们对鼓浪屿完全没有一点好印象,于是我们上岸后就对准一个有碰碰车的游乐场走去,在那里我们六个人彼此一通乱撞,直至把那杯柠檬茶的事撞到九霄云外之后,才一窝蜂返回厦大。至于鼓浪屿到底什么样子是谁也没看清。

123


第一个嗅到本地姑娘的是陆然,姑娘是我们所在的那个歌厅的一个小妞,长得眉清目秀,在歌厅她担任领座员,就是把客人从门口领到座位上,然后问人家“您需要什么”,我想陆然是把他的真实需要告诉了她,不久,剩下的人也都堂而皇之地开始跟歌厅里的其它姑娘约会起来,地点是位于厦大北部的“情人谷”,几乎在同一天,我们在那条山谷里摸到了姑娘们的乳房。这是发生在我们到达厦门10天左右的事情,之所以这么顺手,是因为那些厦门姑娘相互攀比,有一个敢他人就都敢,由于陆然开了一个好头,于是我们的得手就显得过分轻而易举,于是歌厅下班后,我们这一队人就一路迤逦穿过厦门的街道,大摇大摆地带着姑娘们招摇过市,有时去海边的茶座喝茶吃橄榄,有时就在校园里散步,有时是回到宿*瞎忙,当然,这得看情况而定。


跟我在一起的是苏黎,我们俩常常下午在一起游泳,晚上到海边去聊天,从厦大后门出去向西走不远是一座小山,翻过山就是海边的防波堤,山角下到防波堤之间有一座木头搭的废弃的了望塔,我们经常爬到那上面去,我在上面喝啤酒抽烟,她就坐身边,头靠在我身上跟我说话,跟我谈李昂写的《杀夫》或是龙应台的散文,以及她所读过的其它书籍,大半是港台小说,可惜我在那方面水平低得可怜,所以只好洗耳恭听,往往讲十几分钟我就把手伸进她的胸罩。

124


一天下午,我醒得有些晚,睁开眼发现那些人已经走了,宿*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洗了一下脸,带上游泳裤和毛巾,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里买了一个面包,边吃边走向海边,到了那里面包刚好吃完,我走进更衣室换上游泳裤,存上衣服,来到海边,此时阳光把沙滩晒得滚烫,带着咸味的海风扫过蓝色的海面,我们乐队的一伙人果真都在那里。


隔着刘欣我看见苏黎假装没看见我,正在和辛小野跪在地上吹一个塑料船,我冲过去拉着她就往海里跑,她跟在我后面一边跑一边咯咯直笑,我们跃入水中,向远处游去,大家在后面使劲起哄,我在海水将将够到脖子的地方停下来,抱住她接吻,苦涩的海水灌进我们嘴里,我站立在水中,她把双腿盘在我的腰上,双臂紧紧搂住我的脖子,我看到海水顺着她的脸上流下来。

“好吗?”我问。

她点点头,我们扎入水中,把岸上杂沓的起哄声丢到一边,我们慢慢游着,只要我们双目相向,就会忍不住接吻。


等我们游回到沙滩上时,刘欣华杨他们早已走了,淡黄色的空空的沙滩上除了几行脚印外什么也没有,我到入口处的小商店买了两瓶雪碧,顺手买了一盒烟,苏黎身上披着一条浴巾,我们坐到一片树荫下喝雪碧,背后是长长的防波堤,前面是暗蓝色的大海,海风吹来时带着大海的腥味,苏黎的头发飞扬在空中,煞是好看。我们一直坐在那儿喝完雪碧,让风把我们身上的海水吹干,然后去退了瓶子,换好衣服,找了一个背风的地方坐下来眺望大海,我点着一支烟,听苏黎讲厦门的一切,起初,她讲的很激动,后来讲累了,声调慢慢低下来,她靠在我身上,裙子一直盖住脚,不时地用脚踢一踢裙子下摆。

我把她的头发撩到脑后,因为她说话时,头发耷拉下来,遮住了整张脸。

我问她:“想什么呢?”

“我也说不清。”

一时间,我们竟相对无言。

这时有艘轮船从前面的海面上驶过,汽笛长鸣,我不觉抬头看去,船顶的烟囱里冒出浓烟,汽笛声在小小的海湾里回荡,我转过头,发觉苏黎在看我。

她问我:“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

“我不信。”

“不信就不信呗。”

“看见船是不是想走了?”

“没有,我只是觉得挺好看的。”

“不就是破船吗,我早就看腻了,从小我就见到它们,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变化。”

她忽然露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我从一生下来就住在厦门,小学、中学、高中、大学都是在厦门,这儿四季长青,永远不变,都快把我闷死了,告诉你吧,我讨厌这儿。”

我拉着她的手,不知该说什么好,我把她的手攥紧,扭过头去,不看她,因为我知道,她正仰着头在看我。


“游泳的时候,我可没想这么多,”她还在不停说下去,“我在想什么呢?”

“我说,”我拉拉她的手,“我喜欢厦门。”

“是喜欢和我在一起吗?”

“也许吧。”

“你们会再来吗?”

“我也说不上来,谁知道呀。”

“是啊。”

“再来时一定看看你,那时候你没准已经成家了。”

“但愿你别那时候来。”

“那什么时候来呢?”

“早点来。”


我把手搭在她的肩上,她钻进我的怀里,我搂紧她,海水翻动的声音不断传来,太阳已经移到我们身后,光线直射在对面的礁石上,有点晃眼,脚下的石头被我一蹬,发出哗啦一声轻响。

苏黎闭上眼睛又睁开,腾出一只手来弄弄头发,长睫毛忽闪忽闪的,瞳仁里有个小光点,她扭动身躯,为了靠我靠得舒服一些,然后对我说:“你愿意在北京等我吗?”

她停了停,看着我的表情。

我点点头,有一搭没一搭地跟她说话。

“我毕业以后去找你,你说这主意怎么样?”

“行,不错。”

“我是后年毕业,大概在八九月份,那时候北京冷吗?”

“不冷。”

“那我穿上仔衣仔裤去就行了。”

“对。”

“我还要带一个大背包,把我要带的其它东西都装在里面。”

“你要带些什么?”

“带上录音机路上听,几盘磁带,一个水杯,毛巾,肥皂,一些钱,一包橄榄,我在路上吃一半,咱们俩见面后一起吃另一半,行吗?”

“但愿你别路上一馋把我的那半也吃了。”

“放心吧,我不会的。”

“我放心了。”

“可是——”

“什么?”

“我要是找不着你怎么办?”

“不会的。”

“你要是另有新欢呢?”

“那你就直接找别人。”


停了一会儿,她又说:“哎,我问你,两年以后,我们经历了好多曲曲折折,好不容易见面了,你说,第一件事我们做什么?”

“上床。”

“然后呢?”

“再来一次。”

“再然后呢?”

“如果有劲的话,就……”

“再来一次!”我们异口同声地说道,哈哈大笑起来。

“可是,那时候,我们见第一面的时候是在火车站呀。”

“那我们就假装互不相识,我走到路边,你就跟着我,我打一辆车,你问也不问就上去,最后终于回到我的小屋,我先进去,你也一个箭步闪进来,随手插上门,突然,我们就——”

“一起上床!”

“对了。”

“你怎么那么讨厌呢?人家跟你说正经的呢!”

“好好好,正经的是,我要先吻你。”

她露出满意的神色:“然后呢?”

“抱着你,拉着你的手,跟你说话。”

“然后呢?”

“然后我就摸你的头发。”

“然后呢?”

“我凑近你,在你耳边轻声说‘快点,咱们快上床吧。’”

“讨厌,我不听了。”

“你想听什么?”

“我想听你上床前说些什么。”

“现在就想听?”

“嗯。”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25


演出当然是一天也不能少的,通常我们几个人往台上一站就算演出开始了,一般唱三至五首歌下来休息一会儿,半个小时以后再上去唱,如此反复,一直到客人渐渐零落即告结束。每天我们大约能够收到100到200元小费,全部放在陆然那里,补助15元按天发到每人手中,加上厦门的东西便宜,对于我们这些一个月从家里最多领出100元的学生来讲应该是足够了,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大约唱到第三个星期,徐通开始跟华杨嘟囔说钱不够花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他根本没花什么钱,只不过想分陆然手里那笔钱罢了。于是陆然在一个晚上把大家叫到一起,商量他手里那笔钱的用途,按陆然的主张是买一些新乐器之类的设备,于是又引出买设备算谁的这个问题,起初,碍于情面,大家都没怎么说,后来,在这件事上,刘欣徐通跟陆然吵翻了,大家都说了一些很难叫彼此以后能够原谅对方的话,我是最先离开那个叫人扫兴的小屋的,等我找到苏黎并在海边转了一圈回来,发现宿*里就剩下华杨一人在看书,他告诉我,辛小野去剪头发了,其余的人不欢而散,华杨抓过一把钱,往我面前一扔,说:“分赃了,这是你的,真没劲。”说完就接着看他的书。


那天晚上,陆然没有回来。

126


第二天晚上,从歌厅出来后,我在厦大后面的海滩上找到了陆然。他一个人坐在沙滩上,海水冲到他脚前一米左右的地方才停住,他手里抓着一瓶啤酒,另一只手上拿着烟,海风挺大,不时有一两个火星飞到空中,我走到他身边,坐下来,沙滩很凉爽,远处的月亮破云而出,云彩的边缘闪着银光,可以看到月亮在云层中缓缓地穿行。我喝了一口他递过来的啤酒,在他背后点燃一支烟,他对我说:“看到了吧,一切事情的结果都是坏事,这是谁也无能为力的。”

随即,双眼望向前方,不再说话。我陪着他默默坐着,一直坐到把啤酒喝完。

那一夜,他坚持呆在沙滩上,半夜,海风渐渐小了,我们抽完最后一支烟,把空烟盒扔进海水里,踉踉跄跄地沿着沙滩往回走,月色中,一层层冲上沙滩的海水组成了一条条白色的长线,白天淹没在海水下面的礁石露出海面,形态峥嵘,脚下的沙土湿湿地粘在鞋底,陆然和我走进厦大,空旷的马路上只有两排路灯发出黄色的光,我们来到宿*前的台阶上,陆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们以前的那个乐队就是这么散的,有的乐队是因为穷而解散,更多的乐队却是因为挣到钱而分手,总之这都是一回事,妈的,反正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我懂得他在说什么。

真的一切都是过眼云烟,没什么了不起的。

127


陆然乘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的轮船走了,下午,一觉醒来,我发现他在我枕边留下的条子,那是我们最后几天演唱,华杨和辛小野打算坐轮船到上海,从上海坐火车回北京,徐通和刘欣想先坐长途车到福州,然后再倒火车回去,我并不想那么着急回北京去赶开学,于是我们一帮人就分成三路,我留在厦门,辛小野对此举动非常生气,平时她和阿莱的关系不错,一见到我真的和苏黎混到了一起心里不痛快,但我知道,她是不会把这边的事告诉阿莱的。

128


演出结束后,我又在厦门住了一个星期,跟苏黎告别时她眼圈通红。那是一个清晨,她送我到码头,我跟着人流走上甲板,在船舷上,我看见她站在码头上孤零零地向我挥手,忽然,她一转身,走了。


我在船上睡了一个白天,夜里,海上刮起了风,船被弄得左摇右晃,我所坐的五等舱里到处是一股呛人的溲味儿,我夹着凉席和被子走上甲板,潮湿和猛烈的海风掠过船体,四周一片漆黑,黑暗的海水翻腾不息,涛声滚滚,头顶是浓重的乌云,轮船上的灯光显得异常微弱,船在海中就如同一支被丢进沸水里的火柴棍一样,我坐在船头前面的甲板上,海风从我头顶上掠过。


这次虎头蛇尾的厦门之行,对于我就犹如看了一场乏味的夜场电影,虽然我坚持着看到最后,但丝毫无补于电影的乏味,只不过散场时心情有些沮丧罢了。


后来我想到了北京,想到了我的家,想到了关心我的阿莱,这些东西从远远的地方向我飘来,竟然恍如隔世。

不幸的是,我要面对的正是这些东西,它同时是我的安慰和烦恼。


后半夜,月亮升起来了,在四周黑云的掩映下,那轮圆圆的新月就如同一颗吊在半空中的柠檬,发出桔黄的清光,它默默地注视着还在荡动的大海和这艘缓缓向前移动的轮船。此时,我已经抽完整整一包肯特牌香烟,并喝光了瓶中最后一口啤酒。

129


89年9月份我回到学校继续上课,升入大学三年级,课程进入了专业范畴,因此学业变得简单稀松,班里的同学开始显得疲塌散漫,每天在课堂上听讲的人数直线下降,据说有的班出过一对一的情况,也就是老师夹着讲义来到课堂,发现下面仅有一个同学在等待她传授知识。随之而来的是全面涣散,宿*里打麻将的灯火彻夜不息,虽然赌注小得可怜,甚至用饭票这种只能在学校流通的通货支付。异性求偶现象也颇为普遍,此外小偷小摸现象也层出不穷,总之,一切都是老样子。


乐队自从厦门回来之后再没有活动过,眼看着云散风流了,陆然和我们失去了联系,华杨和刘欣在东直门附近的一个歌厅找到了一个每晚去唱歌的工作,我们仨有时在一起聚聚,但大多数时间都是各混各的。


有一次,我和华杨刘欣三个人在一家饭馆吃饭,刘欣带来一个长相风尘的姑娘,他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们,最近他特别爱听一盘李宗盛的专辑,叫做《生命中的精灵》,一天夜里,刘欣和风尘姑娘边听李宗盛边乱搞,李宗盛在唱完最后一首歌时说道,“现在A面的歌唱完了,请翻面。"听罢这句话,正在乱搞中的刘欣停下手来,用两条小胳膊把身体撑在空中,对下面的风尘姑娘说:“你没听李宗盛说嘛——该翻面儿了。"

听到这里,我们哈哈大笑,风尘姑娘劈手给了刘欣一记耳光,骂道:“这事儿也说,你要不要脸啊。"


那段时间,我很少去学校上课,在家里看看小说和录相,日子过的甚是无聊,阿莱专心于学习英语,通常往返于学校和英语班。

130

9月底的一天傍晚,我正坐在家里看一盘叫做《桂河大桥》的录相,阿莱推门进来,满脸怒色,把我的房门钥匙和一封拆开的信往桌上咣地一扔,她随身带来两个大包,一语不发地开始收拾她的东西,我抽出信封里的信一看,是苏黎寄来的,信写的缠绵悱恻,甚至中间还有一段性描写,我抬起头,想对阿莱说点什么,却不知从何说起,阿莱见我嘴唇一动,立刻说:“别跟我说话,我不想听。”然后回过头去,把一盘她的磁带“当”地扔进包里。

我默默无语地看着阿莱收拾东西,阿莱看也不看我一眼,她先把墙上她贴的东西通通撕下,又到衣橱里把她的衣服装了满满一大包,然后到书架上挑她的书,偶尔,我们的目光相遇,我发现她眼中泪光闪闪,往包里装东西时肩膀抖动。

我无言以对,不忍再看下去,于是走出屋门,乘电梯下了楼,在楼下的安定门桥上转了一圈,最后决定去华杨他们唱歌的那个歌厅去找他们。

131


不巧,华杨还没到,我坐在下面喝着啤酒等他们,一直等了一个多小时,他们还没来,一个小姐告诉我,他们一般9点钟才来,我看看表,7点1刻,于是在吧台呼了一下陆然,等了一会儿,他没有回,于是结账出来,我先到歌厅对面的一个游戏机房去玩了一会儿电子游戏,站得两腿酸麻才走出来。


那时正是8点20,我犹豫了一下,便毫无目的地向南走下去,经过工体,再向南,走过东大桥,一直走到永安里,在那儿,我坐在长安街边上喝了一听啤酒,然后步行到建国门桥,从那里,我再向南走,稀里糊涂地走到龙潭湖公园,天黑下来,我又走了一段,前面是护城河,我顺着河堤冲下去,一头扎进河中,游到河对岸,我爬上岸,就倒在那儿,筋疲力尽。我闭上眼睛,耳边传来马路上的来往车声,再细听,还夹杂着河水潺潺流动的声音。


也不知躺了多久,我坐起来,头脑一片混乱,身上是河水的泥腥味儿,从小腿到鞋上粘满了淤泥,我走上大堤,沿着护城河岸一直向南走,那时我浑身冰冷,绵软无力,可我就像故意折磨自己似的没完没了地走,到左安门,我走不动了,在一个马上就要关门的小店里买了两盒烟,三瓶啤酒,然后回到河边,靠在一棵柳树上,看着反射着路灯光的河水出神,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嘴里是一股又苦又辣的味道,我把这股味道用啤酒冲进肚里。


那一夜,我头脑空空如也,神色麻木,三个空酒瓶被我依次扔进河里,烟也抽完了,鞋里的水到天亮也没有干。

132


阿莱,你是我的黄色蝴蝶,你是我的神奇仙境,你是我的最后一颗泪珠,你是我的救命稻草,你是我所珍藏的最好的礼物,你是我想游到的最后的此岸或彼岸,你消失了,我也就迷失在茫茫的痛苦中,前后左右,一片混沌,我叫喊而不知所云,我存在而无所适从,我追忆而无可奈何,我空虚而不知所终。

133


和阿莱分手后三个星期,表面上,我渐渐一切恢复正常。在学校,我和她在食堂门口碰到过两次,彼此低头而过,如同路人。后来我再也不去食堂吃饭了。苏黎的信又接到一封,我没有回,看也没看就扔进字纸篓,听辛小野说阿莱托福考了610分,正在申请出国留学。我万念俱灰,以看小说和下围棋打发时间,夜半常常四处游荡,心情大致恶劣得无可救药。在一次打麻将中,因为一点小事把一个同学打得三根肋骨骨折,被学校又处分了一次,若不是父亲和学校校长有点私交就给开除了。

134


12月间,华杨换了一个歌厅,把我也介绍过去,在那里弹贝司,陆然依旧没有下落,我和华杨去过他们学校一次,得知他已经退学了,到他们家去找他,据他父母说,他去了海南,每个月向家里寄一封信,上书“我一切均好,不必挂念”,信中没有留他在海南的地址。


期末考试,我和华杨又去偷了卷子,给阿莱带了一套,阿莱谢了华杨,没有提我半个字。考试过去之后,是一个无聊的寒假,如果没有烟和啤酒,我真不知如何才能混过去。阿莱走时,落在我那里一些东西,我把它集中起来,放在一个纸箱子里,推到床下,包括她在自由市场买的一些杂七杂八的厨房用品。

135


一日,无意间在抽屉最里面翻到一张纸,上面是心细如针的阿莱记的流水账,年代久远,看起来却又使往事历历在目,令人百感交集。那时我和阿莱刚好不久,她每月的零花钱像其它人一样,是17元,加上她每月从家里领的80元生活费,共97元,那是她一个月的全部收入。


流水账分为两栏,上栏注明是“我”,指的是阿莱,下面记到——发卡一支,0.7元(原来的那个做爱时弄坏了)。饭票30元。

下栏是“他”,想必指我,下面记到——


1.一个牙刷0.35元(上月他的牙刷被当成了鞋刷,现在他的牙黄如玉米豆,叫人不得不怀疑是否两者已经混用了)。

2.两个法式面包1.5元(真难吃)。

3.三条内裤5元(他原来的松紧带断了)。

4.西直门饭馆一顿饭17.4元(华杨、刘欣、辛小野、我、他)。

5.两包中南海3元(他又在垃圾堆里捡烟头了)。

6.西装鸡豆腐青菜花生米洗碗丝巾共 17.2元(自由市场的菜价又涨了)。

7.美术馆门票二张4元(不值)。

8.一把梳子1.2元(原来那把找不着了)。

9.羽毛球四个共12.8元(现已全部打坏)。

10.半斤橄榄2.5元(我们都爱吃)。

11.天安门扔烟头罚款5元(丢人)。


共计100.65元,超支3.65元,卖啤酒瓶20个,每个0.2元。


一个月过去了。


阿莱 88.4.1


136


一天,我在自由市场买了两对兔子,据说一年以后,兔子就会多得连屋子里都放不下了。为那四只兔子,我把周边邻居的过冬白菜偷了个一干二净,含辛茹苦地把它们喂了4个多月,从第二个月左右便人工对兔子实行性挑逗,晚些时候又多次给它们人工授精,鼓励它们乱交杂交,多生多育,眼巴巴地盼望第一窝小兔尽快问世,每只兔子长到快两斤时,有一个到我这里来打麻将的家住农村的同学告诉我,那四只全是公兔!


兔子的下场是有一次我和同学在我那里打麻将,那一夜运气出奇的坏,13个小时中我只胡了4次,天蒙蒙亮输到无钱可输时,便把兔子以每只6元的价格输给了那帮人,他们拎着兔子的两只耳朵把兔子带回学校,就在宿*里杀掉吃了。


那帮人走后,我打开窗子,把兔子的残留物扫了个一干二净,在地上喷了清洁净,窗户开了整整一个星期,兔子味仍未完全消散,这是发生在和阿莱分手后的事情。

137


和阿莱分手后,我习惯于把事情记成是和阿莱分手前或分手后的,具体时间却只能模糊地推算,这充分说明这件事对于我的重要性,本能上我故意回避这件事,在校园里,阿莱背着书包的身影不止一次从我面前晃过,有一次,我远远地听到过她的笑声,还有一次,我看见她和一个男生肩并肩地走在学校通往图书馆的甬道上,这一切,叫我只能咬紧牙关,佯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事实上,仅仅是阿莱这个名字也叫我能感到尖锐的痛楚,这是很难用言语表达的,我说过,我不想叫别人看出我感到难过,因为阿莱说过,“那没有用。”

138


据辛小野说阿莱没有对别人谈起过我,就像我没有向别人谈起过她一样,表面上看,她还和过去一样活泼开朗,也许比以前更加迷人,惟一的变化是头发剪短了,但这说明不了什么。在歌厅,我有时经常故意凑到辛小野那里逗她说话,内心深处,我想从她那里得到关于阿莱的只言片语,但又怕她说起阿莱,总之,阿莱在我的生活中仍旧无处不在,我要说的是,阿莱走后我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想从这个名字中摆脱出来,我甚至每天早晨去跑步。


有一天深夜,我在校园里漫步,那天有一轮清澈无比的月亮,我躺在草地上,心里暗暗发了一个毫无意义的誓——一直盯住它,直到它消失,我就是那么做的,我盯着那轮月亮,眼睛一眨不眨,慢慢地,泪水顺着眼角淌下,直到干涸。


月亮孤独地穿行于天地云朵之间,那一夜,月亮总是挂在天际,绕过准备掩盖它的一片片云彩,静静地与我对视,终于,有一片黑云马上就要接近它了,渐渐地把它盖住了,这中间,我眨了一下,等我再次睁开,月亮不见了,忽然,我脸上一凉,用手触摸,是滴水渍,我把手指伸进嘴里,味道是咸的,由此我推断,那是阿莱的眼泪。

139


熬过了一个漫长而又无可奈何的冬季,90年4月,春天来了。起初,天上总是堆积着一些灰蒙蒙的云层,风沙过后,天开始变得晴朗,气温缓缓上升,校园里的杏树长出绿叶,我每天晚上在歌厅演奏的酬金涨到30元。我买了一套菲立浦组合音响,又去唱片店买了一堆唱片和磁带,没事时就让音响开着。


书店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买了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和《硬汉不跳舞》,买了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在中国书店的旧书市花了两元钱买了一本《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选》一本《二十二条军规》,这些书都是我以每天一本的速度读完的,另外,我还通读了所有金庸的武侠小说,其中的《天龙八部》我看了两遍。我读小说的方法是这样的,从第一页开始读起,每一段的前两句如果没劲就跳过去,接着往下读。


每天我的作息时间是这样的:早晨7点左右起床,跑步半小时,然后到食堂吃饭,然后上课,在课堂上看小说。中午饭后回家听音乐看小说,晚上7点钟左右出发去歌厅,大约11点和华杨一同回学校就寝。

如此循环。

140

下面罗列一下这一段发生的事情。

华杨和辛小野在一个月前因为辛小野可能怀孕忧心忡忡地过了十几天,结果辛小野到医院做了一次人流后一切照常,华杨在此之后多了一句跟辛小野吵嘴时威胁用语——“我让你肚子里长小人儿!”


刘欣又嗅到一个面似烧鸡的村儿蜜,他自己颇为得意,为那个姑娘买了价值大约一千元的首饰衣物,俩人共性交两次,姑娘便不知去向,折合当时的行情,比嫖妓还贵。


徐通和我们失去了联系。


李唯和我下的五十七盘围棋中我胜了三十七盘。

141


一天,上《数理统计》时我百无聊赖地算了一道题:中国大约有5亿男性,设每人的阴茎长度约为7厘米,如果连在一起达3万5千公里,可以操到美国任何一个小妞,乘以一个勃起系数1.2,那么就是4万1千公里,绕地球一圈后仍可对本国的任意小妞实施性攻击。考虑到本国仍有数量对等的女性,试想一个长达4万公里的阴茎操进一个长达4万公里的阴道,那将是一个多么耸人听闻的动作,可这个动作在地球上每晚都得重复多次,只不过化成以8厘米为一长度单位而单独进行罢了。

用统计的下流思想考虑问题有时就是这样的。

142


一天晚上,在歌厅弹完琴后我在后面乱糟糟的休息室遇到一个小喇,她问我堆放在墙边的一箱打开的可乐能不能喝,我顺手从箱中拿出一筒递到她手里,她接过去打开后喝了,这时经理正好进来,问那个女孩是谁,女孩说找人,说了半天才明白是找歌厅半个月前开除的一个打工的姑娘,经理叫她离开这里,正好我也要走,就和她一同出去,我走到公共汽车站牌下等车,女孩凑过来跟我搭话,原来她想在那个歌厅找个工作,想请我帮着说一下,我告诉她,这种事我恐怕帮不上忙,她长得有点小姿色,于是问她愿不愿意一起吃点东西,她痛快地答应了。


我们在附近一家饭馆吃了顿饭,边吃边聊,出了饭馆已经是半夜11点半了,公共汽车的末班车正好开走,于是我打了一辆车,问她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回去,她说行。

我们一起回到我那儿,又看了一会儿电视,直看得两人哈欠连天,我去厨房刷了牙洗了脸,然后对她说:“洗洗睡吧。”

她走到床边,站在那儿,面对我,把头发向脑后一拢,当着我的面把腰带啪地紧了一扣,然后说:“关灯吧,今儿晚上,上半身随便,下半身甭想!”

说罢,把鞋一踢上了床,脸冲墙,顾自睡去。我只好睡到她旁边,那一夜什么也不曾发生,即使她的上半身我也没有随便。

第二天一大早她就醒来,跟我说了几句话就走了,后来就再也没有遇到过。

类似这种艳遇还是少来为妙。

143


6月中旬,我突然收到陆然的来信。


陆然的一摞信是通过他父亲转给我的,夹在一个大包裹里从海南寄过来,包裹里还有一些书和生活用品,信用一个大牛皮纸口袋包着,上面写着“请转交周文,电话是4261359”,字迹零乱不堪,据他父亲说,他已经很久没给家里写信了,他父亲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叫我去取那个牛皮纸口袋,他并没有拆开,只是叮嘱我,如果里面有什么陆然的消息请及时转告他,他们一家都很惦记他,他父亲为了找陆然曾经去过一趟海南,查遍那里的所有旅馆也没找到他。

144


下面是陆然的信。〖HTF〗〖GK2!〗


周文:你好。

“告诉我,幸福的开端在哪里?”我这么问自己,那是我走在一条田埂上所做的胡思乱想,两旁是刚刚收割的秋天的稻田,目光的尽头都是金黄金黄的颜色,田里有一些拾麦穗的农家小孩,他们远远地用好奇而羞涩的目光上下打量我,他们穿得破破烂烂,衣服裤子不管原来是什么颜色,现在看上去一律呈土色,田里还有成群结队的麻雀,它们时而远远地飞去,一会儿又飞回来。但距离我和孩子们都很远,刚一走近,它们就一轰而起冲向天空,我还看到一只田鼠,它长着灰溜溜的皮毛,但跑动起来迅捷无比,一闪就从一条田埂间溜得不见了踪影。田里东一堆西一堆地摆放着许多稻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与土地和谐地接触着,仿佛它们不是人工堆放的,而是天然就长在那里的。现在是上午,阳光把我从一堆稻草中叫醒了,我的表早就停了,所以我无法告诉你时间,昨天夜里,我就把自己陷在稻草里,彻夜未眠,我望着头顶上晴朗的天空,注视着那一颗颗神秘莫测的星星,星星多得无法计数,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只要你盯住一个地方仔细看,你就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星星,直到你眩晕,眨一下眼,立刻,它们都消失了,是的,你不可能发现所有的星星,我知道,我看到的都是几百万光年前的幻影,至于它们现在怎样了,我说不上来,但有一阵儿,我确实眨着贪婪的双眼在吞噬它们,这些不可琢磨的幻影,这些可望不可及的光芒,它们像我们一样在宇宙里飘荡,谁也不知道它们的因由和结果,我想着它们,看着它们,直到觉出稻草里的潮湿,忽而,我又想到美丽的村姑,我把头钻出草堆,希望她们之中的谁会来和我约会,后来我觉得有些饿了,终于朦胧睡去,清晨我曾醒过一回,但四周太静了,我很快又睡去了。


我设法靠近那些小孩,向他们问路,并试图让他们告诉我哪儿能找到吃的,他们起初默不作声,像是不懂我的意思,但轮到他们说话时,我又糊涂了,因为我一句也没听懂,不过,没用多久,一切都解决了,我被领进村子,现在我写这封信就多亏了其中的一个小孩,他把我领到他们家,我吃了东西,于是,我又想到那个奇怪的问题:“幸福是从哪里开始的?”我想我现在就有了一个答案。因为我寻找了很久,走了很多地方,但我知道,我的答案不久就要改变,从我现在过的流浪生活所提供的经验告诉我,我已经找不到确定的东西了。


记得吗?我们曾经疯狂地主张毁灭一切,毁灭使我们感到无所适从的一切,现在我懂得了,我们什么也毁灭不了,除了我们自己,你要是像我一样在旷野里呆过你就会懂得,这山、这水、这大地,是绝对的、永恒的东西,你会有这种感觉,它们永远长存、实实在在,分量沉重,不可改变。


以前,我认为我们,所有的我们,包括那些曾经的我们、现在的我们和将来的我们,是一些怀着梦想,扇动着破烂的翅膀妄想飞到云端的傻瓜,是一些特别的人。现在,我不这样想了,我们只是千千万万人中的几个,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


就在刚才,我吃了饱饱的一顿,两碗米饭,一盘咸菜,现在我想睡觉了,虽然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但是,我还是睡吧,因为油灯已经快用完了。〖HT〗〖HK〗

145


这是另一封信。〖HTF〗〖GK2!〗


周文:

我无法收到你的消息,我没有地址,我在奔波,在寻找,毫无目的,以前我以为自己是在找生活的秘密,我在观察别人的生活,我在天空和土地间制造我的幻想,但是我错了,我发现了很多东西,每一次都令我兴奋,但不久,我感到我发现得越多我反而越痛苦,因为世界的秘密随着每次发现反而距我越来越远,也许它就埋藏在我身边,而我却无法触摸。


刚刚我写了一首诗,讲的是关于一只死在沙丘之巅的美人鱼,我写到它神秘的死,写到了泥土之中的爱情,那些在岩浆之中紧紧拥抱的情人以及他们石化了的接吻和深沉广阔的激情,我写了泥沙之中留下的泪痕和开在泥沙深处的花朵,那些年代久远却和我们并存的灵魂——写到这里我不禁想,也许我真是个疯狂而过时的浪漫主义者?


这片树林就座落在村庄旁,不久以后我就要到达那里,并从那里接近城市,我就在这树边给你写信。


到处都很潮湿,露水把一切都弄得生机勃勃,美丽清新,这露水要到下午才能完全褪尽,奇怪的是,我并不感到孤独,我处在一种亢奋而疲惫的状态中,一直十几天了,我饥一顿饱一顿地沿着这条河向上游走去,但我已决定离开这条河奔向城市了。


我的朋友,我应向你谈一谈美的东西,谈一谈水中的泡沫,但是我还是最想告诉你们,我想念你们,想念那个可怜巴巴的穷乐队,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在干什么,我一会儿就要捉几条鱼当一天的粮食,我得出发了,因为我还要不停地赶路。〖HT〗〖HK〗

146


这是又一封信。〖HTF〗〖GK2!〗

周文:你好!


你知道我在哪儿,你又在哪儿?


世界上有很多角落,有很多我们不了解的地方,我想说的是,最近我发现自己的兴趣实在广博,也实在易变。以前我对周围的人感兴趣,我偷偷地研究他们,现在我宁愿忘记他们我的电池用光了,小收音机不能听了,我把它送给了我的房东,现在我与外界的惟一联系也中断了,我还有一个星期的生活费,花完这笔钱我就得自己挣了。


说老实话,我很孤独,也很疲倦,这主要是指心灵上的,现在我渐渐地丧失了行动的目的,也就是,我越来越搞不清楚自己是来找什么的,有时候我竟觉得了解太多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会厌倦,在厌倦中忘记梦想,这很可怕,不是吗?但是有一点我必须告诉你,那就是我们最恐惧的事就是离开人群。两星期前,我开始沿着一条小河往上游走,整整十二天,我没有看到一个人,那时候,我真是绝望得可以,我发誓再不向荒凉地带走,因为那样我的神经受不了,我想我在人群中我是不怕死的,但是一想到我在荒野中孤零零的死去却叫我受不了。


你一定会问我离开你们几个月了,我都干了些什么,告诉你,我什么都没干,起初我像个观光客一样边走边瞧,后来钱花完了,只能自己设法养活自己,我被别人骗过,也骗过别人,还要过饭,现在我面临的是,无论如何,在冬季到来之前,我必须得有一定的积蓄,或者找到一个住处。〖HT〗〖HK〗

147


还有一封信是这么写的——〖HTF〗〖GK2!〗


周文:你好!


就我现在的情况来说,给你写信是非常困难的,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时间,相反,我有很多时间是闲暇的,但如果你是我,你就会明白,如果你整天生活在一闪即逝的人群中,而你对他们又缺乏好奇心,那么你对讲他们是没有兴趣的,有时,有意无意中,你会思考他们,从中发现一些人类本性中的东西。


不是吹嘘,我现在多少学到一些与人相处的诀窍。我认识了很多人,但又很快地忘掉了他们,因为这些人彼此都很相似,我走的地方、认识的人越多就越感到这点。


前两天,我被那个卖早点的老头儿轰到了街上,因为我给了一个残废孩子三个小包子,那老头是我的老板,他告诉我,那小孩一直靠他折掉的双腿骗钱,说我把他的钱白白往水里扔,我非常气愤,卷起铺盖走到街上,开始恨所有的一切,老板,顾客,甚至那个残废小孩子,因为我不知道谁还会要我去工作。突然间,我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我问自己,你为什么要出来?你要找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命运,这和你有什么相干?你在干什么?只是看看吗?这时候我怀疑自己出来是否错了,这也是在我倒霉的时候常常问自己的问题。


不要打听我在哪儿,我们灰飞烟灭的乐队,我们的快乐生活,我们曾经天真地谈论过的话题,这些东西现在离我是那么遥远,而我,无论如何也不想再次触及它们了。


不要怪我没给你讲我遇到的奇闻逸事,因为总有一天我们会见面的,那时候我们会一年也不睡一分钟,一直聊我们各自的生活,我会统统地把它们倒给你,不管你愿不愿意听,现在,它们离我太近了,写起来让人烦。〖H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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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他写的一段奇怪的文字。

〖HTF〗〖GK2!〗

走出监狱之后,他进入了荒野,那里没有人迹,他成为彻彻底底的自由人了。这自由是如此之大,大得他没有办法接受,这反而使他觉得陌生了。他感到自己就像一堆泡沫,溶于水之后渐渐碎灭,以至于认不出自己了。荒野给了他自由,同时也夺走了他的一切,还给他虚无,他成了一个孤独的人。起初,他并不在乎,因为他想到整个人类都是孤独的。


他走上一座小山,从那儿远远地眺望人类,然后,他渐渐走近人类,注视着他们,注视着那座玻璃监狱,监狱在一天天生长着,向四周蔓延,他看到人们在里面接受种种苦难和刑罚。他感到奇怪的是,这监狱竟然没有一个看守,但是人们宁愿像蜜蜂一样挤成一团,也不愿离开,他听到人类的啜泣声,也听到笑声,还听到他们的窃窃私语,这些声音向他滚滚而来,湮没了他的眼睛,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


他重新回到监狱,立即被人们打得血肉模糊,可他并不在乎,他忍受着,直到这痛苦的感觉发酵成一点一滴的喜悦。因为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罪孽,所以他接受了刑罚,他的喜悦来自于他摆脱了自由,重新受苦,但他认为,他的寂寞也得到了安慰。


但他也感到了厌倦,终于,他第二次走出了监狱,这一次,不是因为梦想、激情或自由,而是因为渗入骨髓的厌倦,这一次,他理解了孤独的可怕,他靠在监狱旁,变成了岩石,他的生命被内在的空虚瓦解了,他闭上眼睛,忍受着时间的蛀咬,他不再思考了,没有多久,他就风蚀成尘土,被生长的监狱吞进了肚里。〖H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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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阿莱忽然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样敲门进来,把背包往桌上咣地一扔,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水,然后正对我满腹狐疑的目光,拉过把椅子坐下,一口气把水喝完,问我:“有没有奥尔夫的《博伊伦之歌》?”

我摇摇头。

“那有没有莫扎特的《第21号钢琴协奏曲》?”

“有莫扎特的,可不知是不是21号钢琴协奏曲?”

我动手翻动抽屉里的磁带,又去找放在写字台下面的唱片和几盘激光唱盘,慌手慌脚。

“有没有布鲁克纳的《第五交响曲》?”

我从写字台下绝望地直起身来:“没有。”

“那有什么?”

“有一盘臭了街的肯尼G的《回家》。”

“别那么酸好不好?”

“还想听什么,我一会儿出去一并买来。”

“算了,就听那盘臭了街的《回家》吧。”


我从抽屉里找出那盘肯尼G的萨克斯管的专辑,放进带仓,按动PLAY键,一段熟悉的旋律从音箱中飘然而出。我回到座位上,点上一支烟,喝了阿莱杯子里的一口水,冲她笑笑。


阿莱皱皱眉头,断然宣称:“这是讨好的笑。”说罢她自己也笑了起来。

“饿吗?”她问我。

我点点头。

“一起出去吃点东西?”

我假装收拾一下乱得叫人无法目睹的桌面,跟随阿莱下了楼,走近不远处的一家新近开的快餐店,叫了两份牛肉面,要了一份酸辣黄瓜,一份牛肉,一份花生米,一杯扎啤和一筒可乐,和阿莱对面坐下,默默吃光。

付账时我发现忘了带钱包,阿莱把钱付了。


然后,我们一齐往我家的方向走,过马路时阿莱说:“去自由市场买点东西吧,你的冰箱空了。”

我们一起去自由市场,阿莱以她惯有的方式耐心地询问菜价,买了两斤黄瓜,一个圆白菜,一只西装鸡,一斤火腿肠,一斤猪肉,两袋速冻饺子,一斤牛肉,一只红烧猪肘子,四个西红柿,三个土豆,两个洋葱,另带葱姜蒜若干,还买了一个可以挂在窗户上的竹窗帘,最后又买了十瓶啤酒,为了装这些东西不得不买了一个竹筐,最后总算是满载而归。

在出口处她买辣椒的时候,我试探地问她:“你是不是打算杀回来了?”

她回头白了我一眼。


无须多言,她杀回来了。

150

那天夜里,我从歌厅出来,没有回学校,而是打了一辆小面直奔回家,开门一看,不出我之所料,屋子整齐干净如阿莱没走前一样,她躺在床上,烟灰缸里升起一缕淡蓝色的烟雾,阿莱手里还夹了一支烟,另一只手上拿着一本《环球银幕》,见我进来,她想把手里的烟捻灭,捻了几下没有成功,于是端起茶杯往烟灰缸里倒了一点水,烟头应声而灭。她抬起头来,打了个哈欠,问我:“几点了?”

我看表:“11点半。”

“时间过的真快。”


我们那天夜里大约用了两个小时做爱,做做停停,阿莱在中间我们并排躺在床上休息时对我说:“昨天夜里,想到了死,想了一夜,想到死后一切都将消失,什么也不会剩下,就感到万念俱灰,有一阵还特别害怕。”

我安慰她:“喝点水吧,别胡思乱想了。”

“我忍不住,刚才你没回来时又想了。”

“想有什么用?明摆着,我们都会死,死后当然什么也不会剩下了,有谁剩下过什么吗?”

“有人剩下过财产,书,或是音乐。”

“那有什么用?”

“也是,没什么用。”

说罢,阿莱沉沉睡去。

151


第二天,我们一切照旧,夜里再次做爱时她突然问我:“你去厦门时想过我吗?”

“想过。”

“胡说八道,辛小野什么都告诉我了。”

“辛小野——”

“现在还跟那个叫苏黎的大喇有联系吗?”

“没了。”

“真没了?”

“没了。”

“不写信?”

“不写。”

“不打电话?”

“不打。”

“后来又跟什么人在一起混过?”

“边三角四的人。”

“边三角四的人,什么意思?”

“就是——哎,”我抓紧时间:“前一段你跟别人瞎忙过吗?”

她睁大眼睛,目光直视着我,半天才反应过来,反应过来之后对我说:“你真想知道吗?”

我双臂一松,重又伏到她身上继续做爱。


类似这种问题,我们以后再也没有相互问起过,分手的那段时间对于我们就如同被彻底忘记一样,原因不言自明。


但阿莱还是有某些变化,她忽然再也不听热门歌曲,只听那些不在人世的人音乐,读书也一样。

152


谈谈理想问题。

先从我说起。


7岁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在一篇题为《我的理想》的作文中真诚地描述过我的理想:当一名解放军战士。奇怪的是我当时为什么没有想到当一名解放军干部,很明显,干部比战士享有更多特权。

初中我的理想是当一个打架高手,叫所有敢在街上跟我照眼的人闻风丧胆,望风而逃。高中我的理想是当一个好丈夫或诗人,我鼓足了勇气才敢于说出来。

大学理想是当个外企职员。


阿莱少年时的理想是当居里夫人,可惜她虽学习不错但并不用功。

大学时的理想是跟我白头到老,诸位往下看便可知道,后来她又改主意了。


华杨少时的理想说出来叫人痛心,老师在一节课上把他们班同学依次叫起来,轮到他时,他说想当一个红小兵(就是后来的少年先锋队队员),结果是他到五年级也没实现他的理想。

大学时他想当一名录音师,天天听好听的磁带。


陆然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水兵。

大学时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

刘欣小学时的理想是当一个农民,他认为那样可以斗地主,挺带劲。

上大学他的理想与众不同,他想当一个女人,他认为女人可以不劳而获,一生只要做好避孕工作便算大功告成。


所有这些理想在1995年全变成了想当大款。

这便是68年出生的人的理想历程。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理想,竟无一实现。

153


90年夏天携着一顿暴雨劈头盖脸而至,暴雨过后是长时间的大晴天,热浪紧随其后,滚滚而来,每天气温上升摄氏两度,我所在的那个歌厅出现了几个三陪,长的颇有姿色,但我对她们那路人只能装作视而不见,(她们对我们也没兴趣,)每天半夜回家后把琴盒往门后一靠,一头扎进厨房,打开冰箱门,拿出筒啤酒就坐在冰箱旁边喝,冰箱门也不关,让里面的冷气飘到皮肤上。喝完一筒后,狂跳的心才稍稍平静,然后去洗手间冲个凉水澡,出来后方觉出自己仍活在世上。


阿莱每天仍住我这儿。


两个月前,她重又开始留头发,现在头发半长不长的耷在脑后,用尽全力也只能梳起一个一寸长的狗尾巴。我的梳子上时常沾着她的长发,每天早晨上学前,我只好改用手沾水把头发弄顺。


我和阿莱的关系颇像这个夏季,狂热了几天之后,一切重归平淡乏味。


在我的印象里,冬天是比较容易混过的,你只需蒙头大睡即可,至于说到夏天,那可就难了。遇到酷暑难当,你如果下午睡觉多半会在喉咙几乎失火的情况下醒来。如遇阴雨天,心情郁闷,身上总是有股潮乎乎的馊味儿,睡不着也起不来,食欲大减,脾气变坏,总之,整个季节令人沮丧。

154


一个星期六,我和阿莱因为昨夜睡得太晚,早晨没起来,索性不去上学,在家里混时间。

电视中播出的《动物世界》中关于非洲的一段画面给我印象特别深刻,在那漫漫夏季,几只非洲狮伏在阴凉地里,注视着那些从眼前成群结队大摇大摆走过的猎物,一脸厌烦,只有饿极了才会突然出击,吃掉一只不走运的鹿或是野羊,但大多数时间,狮子们总是在呼呼大睡或像阴险小人一样东瞧西看,居心叵测。


于是那个夏季,我和阿莱就时常各据房中一角,我学非洲雄狮,阿莱学非洲母狮,没有猎物我们就互相看。


有一次,我在读一本讲拿破仑奇闻逸事的小说,眼睛看酸之际放低书本望向坐在床上看时装杂志的阿莱,没想到正和她偶然看过来的目光相遇,我没话找话地问她:“饿吗?”

非洲母狮答道:“有点儿,想吃你可没食欲。”

作为非洲雄狮我不得不回敬:“我也是,想操你可没性欲。”


讨厌的沉闷的懒散的夏天!

155


暑热难当的7月中的一天,我晚上回来已经快12点了,在楼下的一个西瓜摊上买了一个足有十五斤重的西瓜,独自抱到楼上准备大吃特吃,敲了半天门没人开,进门看到阿莱留在桌上的纸条,她的一个女伴和她一起去另一所大学过校庆,晚上不回来,我把西瓜一切两半,放进冰箱一半,另一半直接抱到写字台上,用一只大勺挖着吃。刚吃两口,电话铃响了,我去接,是陆然。

“回来了?”我问。

“嗯。”

“今天晚上没事?”

“嗯。”

“过来吧。阿莱不在。”

“还是找个地方喝一杯。”

“也行,哪里?”

“馨乐,美术馆拐弯那家。”

“你在哪儿?”

“我就在馨乐。”

156


“知道吗?前一段时间我哪儿也没去,就在北京,你收到的信是我托海南的一个朋友从那边寄过来的。”陆然说这句话时后背尽力向椅背上靠去,桌上的酒杯被他用一只手指拨得在两盘凉菜间来往穿行。

“什么意思?”我不禁问。

“没什么。”他答道,“想尝尝离群索居的滋味。”

“这下尝到了?”

“尝到了。”

“怎么样?”

“一样没劲,是没劲中最没劲的。”

“现在?”

“噢,没事了。”

“你疯了吧。”

“谁知道。”

“以后想干什么?”

“还不知道。”

“那就喝啤酒吧?”

“再叫两瓶。”


那天晚上我们共喝掉十七瓶燕京啤酒,陆然在我们喝掉十瓶时付过一次账,后来不知为什么又喝了起来。在喝到第十五瓶时他对我说:“敢自杀的人才了不起,其余的全是胆小鬼。”说罢起身去上厕所,我们俩就这么以平均每喝一瓶啤酒上一趟厕所的频率来往穿梭于饭桌和门外一百米的厕所之间,甚是忙碌。


我们从饭馆出来竟然都没有喝醉,于是拦住一辆出租车到我那里,一进门陆然直扑洗手间,我随手放上一盘斯汀的磁带,正是那首《我是一个在纽约漫步的英国人》,陆然进来后往椅子上一坐,对我说:“你还像以前一样爱听斯汀吗?”

我提醒他:“这是你以前最爱听的音乐。”

“是啊,有一阵儿我特别喜欢斯汀。”陆然若有所思地说。

“那时候我们在一起还喜欢过很多东西,不过是一年前的事儿。”

“一年,一年是很长的时间。”

“干嘛这么说?”

“我觉得,自己已经到了知道厌烦的年龄——当然,这是指对那些简单的东西,所以——我渴了,有没有什么喝的?”


我去厨房冲了一壶茶,端到桌上,给我和陆然一人倒了一杯。他喝了一口,放下杯子。

“我不打算搞音乐了。”

“为什么?”

“这是一个感觉问题,也许,音乐已经无法把我要表达的东西说清楚了。”

“陆然,表达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连表达的方式也包括在内?”

陆然把茶喝完又倒了一杯。


“如果不表达,那用什么方式表明我存在着?”

“你只须活着就行了,跟所有人一样,他们不是存在着吗?”

“但是,我听不见他们的声音,我不了解他们,我甚至不知道他们,这叫什么存在?这样的存在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非要你说的那种存在呢?”

“不为什么。”

“陆然,你一定是掉进形而上的苦闷里去了。”

“不是苦闷,是思考。”

“这是你退学的原因吗?”

“不是全部原因。”

“陆然,我也想摆脱掉周围的一切,我也想过一种随心所欲的生活,我也想……”

“不,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周文。我不想摆脱什么,而是想冲进什么,究竟是什么,我也说不清楚,这不是一种状态,也不是直觉范畴里的问题,通过阅读各种各样的哲学书,笛卡尔、尼采、黑格尔、斯宾诺莎、海德格尔、巴歇拉尔、庞蒂、福柯等,我发现了很多东西,它们就在我的面前,可当我想接近它们的时候,它们却一下子不见了,一个个白天和一个个黑夜,我疯狂地阅读,疯狂地想着,想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它就近在眼前,可我却不认识它——”

“所以你为此而痛苦。”

“不是痛苦,而是一种,怎么说呢,是一种,我无法表达——用追求这个词也许合适些——”

陆然的目光盯着被风吹动的窗帘,他好像使劲地想说出什么,可是,他说不出来,我看得出来他在使劲,这是我不理解也无法帮助的陆然,我努力想出一些词句,好让他继续说下去,可我绞尽脑汁也说不出来。这时,陆然把头转向我。

“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不理解你说的那些抽象的东西。”我点燃一支烟。

“不,我想跟你说的不抽象——”

“比如——”

“比如——有一句歌词是这样的——我想自由地飞——”

我点点头。

陆然接着说:“现在我就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自由地飞意味着什么呢?凭借的又是什么呢?它指的又是什么呢?”

“也许它是一种状态。”

“那状态又是什么呢?”

“也可以这么解释,自由地飞是一个象征,是思想或行动的某种方式,意味着对世界的范围的探索,凭借的是无边无际的知识,指的是我们的某种探求真理的精神。”

“当然,这么说也行,可是——”

“陆然,我是随便说说,这些问题我无法跟你交流,我想对你说的是,也许你对待生活太认真了,也许,这对你没好处。”

“可是,什么对我有好处呢?”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你怎么办呢?”

“我看书,学习,试着弄清楚我想知道什么。”

“你住哪儿?”

“我在中关村租了一家农民房,每天去北图看书。”

“干嘛这么折腾?”

“我想不被打扰地学习,学校、父母、朋友——有些时候,这些东西你很难回避。”

“你是个奇怪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

“比如我,就很难像你那样,随便撒一个大谎,然后就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屋里读书。对于你,这些被视作理所当然,对我来讲,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疯狂。”

“这样做的结果是这样——我没钱了,事实上,钱的问题并不重要,我知道怎么才能弄到钱,问题的关键是——我找不到一种方式,我自己的方式来和我所关心的问题交流,这是我目前的苦恼。”

“陆然,你真的认为,在普通生活之外,还有更值得追求的东西吗?”

“是,这是我生活信念,也许我会被普通生活排除在外,但也因此,我也能把普通生活排除在外。”

“这是退学的原因吗?”

“也不全是,你知道,我对上学一直没什么兴趣,那些课程浪费了我不少时间,你瞧,一个人就是从20岁读书读到70岁,也不过五十年时间,即使每天读一本书,一年也不过读365本,十年不过3650本,五十年不过18000多本,但是,在北图,我发现我想读的书绝不止这个数字,这就是我现在感到心酸的原因。”

我们就这么不停地聊着,一直聊到天光放亮,我们下楼吃了小摊儿上的包子,一人喝了一碗炒肝,陆然在路边拦住了一辆出租车离去,临走时,我问他怎么和他联系,他说,他已搬回中关村那套房子了,电话也开通了,有事可以打电话。我问他愿不愿意和以前那帮人聚聚,他说:“算了。”


陆然走后,我忽然感到一阵悲哀,因为,我不知道以后我们还能不能再混在一起,变幻莫测的陆然总是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生活,他是那么不可接近,即便我和他谈了一整夜,我仍然无法弄清楚他在想什么。

157


和陆然见面一个星期后开始了期末考试,复习课上,我装模作样地坐在下面记笔记,同学中不断有人提出第七章考不考之类的蠢问题,老师照例答道凡是上课讲到的地方都考。我的兜里装着夜袭打印室弄到的卷子,所以在下面并不感到紧张。从容之余,和阿莱去游泳池游泳,晚上在歌厅演奏完毕,伙同阿莱在露天小摊吃点鸡爪子花生米之类的小吃,回家之后用清凉油或风油精涂在被蚊子咬起的大包上,有时我们一起玩新卖的任天堂八位游戏机,从第一代《魂斗罗》开始玩起,我们俩人进步神速,很快,并肩作战时就有了一种搭档的感觉,我们俩人左冲右突,相互接应,经常出现如下对话:“等我一会儿,我把后面那个敌人杀掉。”

“一二三——上!”


《魂斗罗》一代用了两个星期被我和阿莱打到了头,然后我们开始战《人间兵器》,这是个单人游戏,通常是一个玩另一个人在旁边提醒,为了作战,我们发明了很多术语,比如我们管倒地射击叫“地躺”,管向上跳起后射击后再倒下躲过敌人的子弹叫“跳躲”,如此这般前仆后继。

弹贝司让我的左手四只手指长起了茧,游戏机叫我右手拇指也长了茧。


从7月初我们买了游戏机开始到第二年9月我们把游戏机玩坏为止,我们先后打完了《沙罗曼蛇》,《脱狱》,《超级玛莉》,《迷宫组曲》,《异形复活》,《赤色要塞》,《霹雳神兵》,《希特勒复活》,《松鼠大战》,《冒险岛》,《魔界村》,《热血硬派》,以及《魂斗罗》一到五代,《双截龙》一到三代,外加几十个类似《敲冰块》、《小精灵》之类的小游戏。我和阿莱两人对外号称“24小时雌雄杀手”,意思是说凡是到我们手里的不管什么游戏,一律在24小时之内不借助任何攻关秘诀之类的东西打完,实际情况也大抵如此。

158


陆然再次出现之后,就像变了一个人,有一天我们一齐走在街上时,他的呼机响了,他看了一眼,然后全无缘故地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呼机狠狠扔在地上,砸得粉碎,事后继续大摇大摆地向前走,我推测他大概陷入了我无法了解的情绪中而不能自拔,这种时候谁也无法安慰他。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他那里,8月中旬,一天,他打电话叫我去他那儿拿一些东西,我去了,是他所有的磁带录相带和书,他帮我把其中我要的装进两个大旅行袋里送到楼下,其余的被他一股脑儿扔进垃圾箱,他把我送上出租车时对我晃晃手里的飞机票,说:“明天我去海南,要么变成大款,要么死去。”

这真是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问他为什么,他对我说:“钱是人的第六感官,没有它,你就无法充分运用其余的五个感官,生活的出路至少会被堵死一半,这是毛姆说的。”


出租车开动了,我从车后窗看到他冲我招了一下手,头也不回地走到路的另一边,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向相反方向开去。


这次他真的走了。

159


暑假过完,大三结束,新学期开始后,我们班从三楼搬到一楼,并且换了宿*,新的宿*楼顶有个平台,不回家的时候,我和华杨时常在上面混过去歌厅前的时间。


一天晚上,我和华杨又爬到宿*楼顶上,并肩坐在那里聊天,那是一个夏末的黄昏,夕阳把天空映照得像铺了一层玫瑰花瓣,楼下杨树的叶子墨绿墨绿的,它们随着悄然而至的晚风飒飒作响,楼下打羽毛球的人还在高声叫喊,笑声不时远远传来,可我和华杨却都一脸倒霉样,他不停地喝啤酒,我则一支一支不停地抽烟。


上午阿莱见到我时神态自若,我趁同学没在意,迅速凑过去,在她耳边悄声而快速地问:“来了吗?”

阿莱一边跟不远处一个女生高声谈笑,一边对我摇摇头,目光迷茫,这时李唯从背后拍拍我肩膀,吓了我一跳,原来他拉我去踢球,我转身跟他走了一段,回头看阿莱,她正跟一女生推推搡搡,一边嬉笑着争执什么,仿佛故意让我宽心似的。


华杨从地上捡起一把小石子,对我说:“如果十颗能扔进去一颗,就说明辛小野不会怀孕。”

离我们三四米远,有个出气孔,他就一颗颗地往里头扔石头子儿,我也跟他一起扔,十颗里中了两颗,我稍稍放心,但不肯停止,仍然向里头扔,直到夜色完全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的最佳成绩:十颗里投中了八颗。

突然我想到往小洞中扔石子这下本身非常像乱搞,这样一来,本来变好的心情又坏了起来。


“周文。”华杨叫我。

“什么?”

“下月开始,我只在安全期和丫乱搞。”

我歪过头去看他,黑暗中只剩下一个轮廓,我又点上一支烟,把那支快抽完的弹到空中,夜色中一道黄色的亮痕飘向楼下,然后悄然消失。

我侧耳细听,远处除了阵阵自行车铃声隐约响起之外,再无一丝动静,风停了,我的手上、胳膊上和小腿上被蚊子叮了三个大包,奇怪的是蚊子叮我的时候我竟没有察觉。


 


回复:我的晃晃悠悠
bense 发表于:2005/7/10 22:4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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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陆然以后的三个月,乐队在排练时轰然奏响了第一支曲子,是约翰·丹佛的《阳光在我的肩膀上》,那时阳光已经变得冷冰冰的了,进入了冬季,天空阴惨惨的,到处是灰蒙蒙的景色,树上光秃秃的,所剩无多的黄色叶子挂在树上,随着冷风四下摇摆,有时一阵小风就能吹下一大片落叶,人们穿上了冬天碍手碍脚的羽绒服,一个个臃肿不堪,我弹贝司的手指尖上磨出了厚厚的老茧,每个星期我们排练三次,每次都能在一起混十来个小时,阿莱去过一趟位于北京西郊的排练室,然后就再也没来过。我们为了租那家农民房,每月得付150元的房租,这个月又是我替刘欣垫上的,他的那个雅马哈电子琴坏了,变成了哑马哈,华扬帮着修了两天才修好,辛小野和华杨闹了一点别扭,两人排练时互不说话,常常由刘欣传话,弄得大家心里都挺堵。大二期末考试近在眼前,大家心里都七上八下,不知自己的结果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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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厌倦了,我真他妈的厌倦了,一天又一天,我不知是什么东西支持着我活下去,身体内部的那根钢筋软了,我的心脏也仿佛不爱跳了似的,我觉得自己慢慢松懈下去,每天临睡前我都一遍遍默念:这次别醒来,这次别醒来。


这种突如其来的致命的绝望又在袭击我了,就像发高烧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它就要来一次,我想我无法摆脱它,在大二那个空虚的冬天,在阿莱和我一起为过冬去商店挑选棉被时,我迈着不情愿的脚步走在她身边,阿莱不知道我的这个变化,她在商店里挑呀挑呀,我跟在她身后,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着她的问话,从一个商店跑到另一个商店,也不知转了多少地方,终于买到一床厚厚的松软的棉被,回去以后,我就盖着它进入了冬眠,阿莱起初很担心,后来,她见我虽然每天只吃一顿饭,睡十五六个小时,可仍旧可以跟她做爱,也就见怪不怪了。


11月中旬,我忽然开始疯狂地复习功课,因为快考试了,我如果还想把大学混下去的话,每门功课就得考到75分以上。叫我奇怪的是,我做到了,当然,除了对儿虾的那门,考完试后,我们班有两个同学被开除了。我听说了他们的名字,可不记得他们的模样了,这是两个不声不响的同学,听说学的很用功,他们默默地考进来,又默默地被开除出去,真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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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过的非常一般,我们每个星期聚到一起五天,寒假开始排练陆然写的一首歌,叫《向前冲》,这首歌儿我至今有时仍然听上那么一遍,几乎没有什么旋律,从各方面来讲都算不上是什么作品,可我就是非常爱听,每当我心情恶劣的时候我都会听一听,这首歌就像是灵丹妙药,仿佛是专门为了医治我的空虚无聊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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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得讲一讲陆然。


陆然生于68年,和我同岁,也属猴,毕业于北京八中,他管那所学校叫做大粪坑,那个学校两次差点开除他,第三次终于如愿以偿,理由是他让一个比他高一年级的女生怀了孕。而后他参加了一个补习学校,用半年的时间学完了高中后两年的课程,考上了师大,所以他比我们高一级,是八六级,他考师大的原因是因为听说那里出过很多作家,而他一直想当个作家,可惜,上了半年他就理想破灭了,他读过很多书,和一帮搞写作的人混过一段时间,但很快对那些人厌倦了,在一次校庆晚会上,他认识了跟男友一起去的老X,被她迷住了。经过将近一个月时间的疯狂追逐,总算如愿以偿,把老X弄到了手,老X当时正迷恋摇滚,他也跟着她一起迷恋,想尽办法组织了一个乐队,乐队用了一年半时间混出了样子,被一个香港唱片公司收买了,因为和公司不和,他一个人离开了公司,然后就碰到了我们。


陆然家境比我们这些人都要富裕一些,他母亲对他一味纵容,每有老师家访谈到他的种种缺点时,他母亲总是把老师逐出门外,为了让他能够在上课时间看一些所谓的内部电影,他母亲不仅亲自为他弄电影票,还替他写病假条儿蒙混老师,他父亲身居高官,却对他母亲惟命是从,也就对他的一切不理不睬,所以此人对一切都满不在乎,除了我们,他还有很多天南地北的朋友,他有一个第一批买的呼机,总是响个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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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3月中旬,虽然早就过了春节,北京仍然冷风阵阵,校园里的树木高高低低,光光秃秃,摇摇摆摆,叫人在里面生活只觉整天恍恍惚惚,飘飘悠悠。


一天上午大约九十点钟,我迈着极不情愿的脚步,非常不坚定地走进教学楼三楼靠左手第二个门,那是我们的教室,正是课间,形形色色的同学在教室里不安地走动,我走到我的位子前,吹了一下椅子上面的土,然后坐下,小心地拿出书,轻轻地放在桌上,以免溅起尘土,然后站起来走回楼道。


楼道里散落着从各班中走出来的学生,一个个七歪八靠,倚墙而立,个个神情冷漠,就像刚刚被虐待过的囚犯一样,叫人大倒胃口,那些外地考过来的精英更是叫我一认出便手心痒痒想找块砖头,远近零星飞过来的夹带各种方言的普通话,一听便知是那帮外地学生在哗众取宠。


我碰到的第一句话是“有烟吗”,我一看,是焦凡,他两手插兜,头发脏乱如鸟窝,脸上油光光的像被一把火烧过一样,不用问,那是因为偷用了我的擦脸油,这件事从一入冬便开始发生,有一天早晨,我被同宿*的人叮叮咣咣的起床声吵醒,抬眼一看,焦凡正把手伸进我的抽屉里,熟练地拿出一瓶爱侬绵羊油,拧开盖子就用,连瞟都不往我这里瞟一眼,然后,往回一放就算了事,他的这个举动叫我从始至终看得一清二楚,可他居然没有注意我盯着他看的眼睛,我本想跟他说上几句,又一想为这点小事似乎有些不值,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吹着难听的口哨,得意洋洋地离去。


我从兜里掏出都宝,从中抽出两支,一支递向焦凡,谁知他竟然不接,把嘴一努,找操似的,我只好把烟塞进他的嘴里,我从兜里找出打火机把两支烟点燃,他抽了一口后扭头走了,几个取信的学生从身边经过,其中的一个正边走边撕开信封,这时我们班的普物课代表刘军从教室里出来,四下里看了两眼,目光落在我身上,然后冲我招手,我问:“有事吗?”


他把我拉进教室,一直拉到黑板前,在我愣神儿的当口,往我手中塞进一个黑板擦,我一不留意,竟然接住了,他指了指写得满满的黑板,然后回到自己的位子上,靠近黑板的几个男女生一齐大笑起来。刘军自以为做了一件挺幽默的事,回到位子上也跟着笑,一边笑一边看着我,这个卑鄙小人在我旷课时从来都毫不手软,每次登记时首先填上的必是我的名字,有一次,我来上课,老师问他:“今天有谁没到?”他毫不犹豫就报出了我的名字,其实他在课间还从我这里蹭了一支烟,明明知道我在,这一举动不过是想逗同学一笑而已。就是这么一个人,也妄图想叫我擦黑板,真是做清秋大梦!


我转身走到他面前,把黑板擦往他桌上一扔就走回自己的座位,这孙子面色突然变得铁青,因为先前那几个笑我的同学正在笑他,他坐在位子上,足有十秒钟一动未动,然后站起来,再次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周文,今天该你擦了。”

我没理他。


他把声音提高了一点,又说:“周文,教室里不准抽烟。”

我说:“你有病呀。”

他有点挂不住了,他是那种人,自我感觉良好的要命,开学时还竞选过学生会主席,据说他在安徽一中时就当过,可惜发表竞选演说时,他那一嘴怪异的普通话却招来了阵阵嘲笑声,每当他说到结巴处,就会传来一片掌声,当然,结果不问可知。他为那次竞选还特意写了一篇讲演稿呢,后来他竟为此难受过几天。这么一个神经病,现在就站在我面前,小脸通红,一会儿又变成蜡黄,手持一个黑板擦,一动不动地站在我面前,绞尽脑汁想叫我出丑。


我斜了他一眼,为了让他更难堪,我问他:“你这么站着累不累呀?”

他两眼盯住我,我觉得他快哭了,不知为什么,我们俩这一举动引起了全班同学的注意,那些在外面转了一圈儿的同学现在正纷纷走进教室,上课铃就要响了。


他用眼睛的余光注意到了正看着我们的同学,因此更加紧张,我低下头,看都不看他一眼,把手里的烟头扔进课桌,从课本的第一页撕下一张纸,把桌子擦了一个遍,上课铃响了,在铃声中,我对他说:“你要再不走就站着吧。”


忽然,他转身走了,咚咚咚一直走到黑板前,奋力擦起来,老师走了进来,不满意地看着他,他擦几下便停下来,用仇恨的目光望向我,为了表示男子气概,他擦完后把黑板擦啪地往讲台桌上一扔,又看了我一眼,最后才回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之后,再瞪我一眼,好像在说:你等着。


我知道,此人像一切外地学生一样,不仅装腔作势,而且欺软怕硬,特能诈唬,为了检验一下他是不是想我对怎么样,一下课我就凑到他的桌边,低下身去问他:“你擦黑板时老看我是什么意思?”


他抬起头,看到我正紧紧盯着他,脸上的表情由惊奇转成严肃,又由严肃转成尴尬,由尴尬转成愤怒,鼻翼剧烈地翕动着,双手不由自主地握成了拳头,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把拉住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教室,边走边说:“周文,咱们到外面说去。”


我一把打掉了他拉住我的手,我们俩一齐往外走,后面跟着几个推测可能会出事的同学,我们下了楼,穿过操场,来到没什么人的小花园,我站住脚,一回头,叫我惊奇的事情出现了,此人竟用一张笑脸对着我!


我们中间隔着大约有三四米远,我一步步走近他,他向后退,一边强装笑容一边对我说:“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我扫了一眼四周,见没什么人,不知为什么,怒从心头起,我突然走近他,到了跟前,抡圆了胳膊给了他一个大嘴巴,又照他肚子上踢了一脚,他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竟放声大哭,刚才在课堂上的狂劲儿一扫而空,代之以一副可怜相,我厌恶地走开了。


从此以后,刘军每见到我就像我正在打他一样,神情极不自然,并且总是千篇一律地垂下眼皮,然后匆匆离去,有时我因为什么事和他面对面走,在我径直向他走去的时候,本以为会彼此擦肩而过,不料此人忽然斜刺里穿出,慌慌张张的身影眨眼间便不知去向。让我高兴的是,他再也没敢记过我迟到或旷课,我知道他背地里恨我恨得咬牙切齿,与此同时,他有时冲我会心一笑时竟是非常自然,不知为什么?


这个人我到毕业时也没再跟他说过一句话。


有些人就是这么叫我讨厌,讨厌的结果是我远离他们,去和我不太讨厌的人混在一起。

80

大学校园生活中,有一种致命的死气沉沉是每个身在其中的人很难摆脱的,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上课时的死气沉沉,一方面是下课后的死气沉沉,首先,你得无精打采地到课堂上混过白天的时间,一边混一边想着下课后该干些什么。其次,你下课后发觉其实无事可做,于是又得无精打采地混过更为无聊的夜晚时间,想着更为可怕的上课。这样,一天天你就学会了忍耐。


连阿莱这样的姑娘都觉得学校没劲,她宁可跑到我那里去成天听歌看电视。至于求知,一般能上到大学的人对那种智力游戏的普遍态度是——愿者上钩。


阿莱和我是绝不上钩的。

81


一天,阿莱一把拉住正往床上爬的我,又用吃惊的目光看了一眼表,然后发表高论:“现在时间,北京时间晚上6点半,你怎么这么早就睡呀!”


我甩开她的手,毅然爬到床上,迅速倒下,然后说:“今天我想试试在不困的情况下睡觉是什么滋味。”


阿莱此时正在看一个美国录相片,她转回头,又看了两眼电视,终于忍不住,站起来,走到我面前,厉声喝道:“不许睡,起来!”

“怎么了?”

“你要万一睡着了,我怎么办?”

“你看电视。”

“我不爱一人看电视。”

“那你到邻居家试试,看他们是不是愿意和你一起看。”

“废话。”


我把头往枕头里钻了钻,枕头被阿莱抽掉了,我只好睁开眼睛,看着阿莱:“你的意思是——”

“不许你这么早睡觉,录相完了正好是新闻联播,你怎么也得关心关心国家大事呀。”

“国家怎么不关心我的大事呀。”

“你有什么大事呀?”

“我想睡觉。”

“想想你几点起的,中午11点。”

“是啊,怎么啦?”

“怎么啦,你11点起床,6点半又睡,是不是刚才吃饱了?”

“是。”

“那你干嘛不干点什么?”

“干什么?”

“看看功课,或者——”

“陪你看录相——”

“也行。”

“行什么行,不看。”

“周文,你不能这么混下去了。”

“那你说我怎么混?”

“怎么混,你起来想想吧,就会上床睡觉,睡不着还硬睡。”

“谁说我睡不着,我睡给你看看。”

“不看算了。”

我又闭上眼睛,半天,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我睁开眼,阿莱仍在看着我。

“你神经病呀,不看录相,看我睡觉。”

“我愿意。”

“我睡得怎么样?”

“一副蠢样。”

“那你还看?” 

阿莱忽然一下坐过来,揪住我的几根头发摇了几摇:“别睡了,陪着我,干点什么都行,就是别睡觉,你一睡,我一个人呆着特没劲。”

“要不你也——”

“我不——”

“那我起来还不行。”

阿莱笑了,每当她的小要求得逞,她都会这样笑一下。

我抓住阿莱的手:“阿莱,我问你,你是不是觉得和我呆在一起没意思了?”

阿莱的脸上一呆,一瞬间,她恢复了常态:“你是不是想把我甩了呀?”

“你想什么呢!”

“你想什么呢!”

“我想,明天我们该去上学了。”

阿莱凝神对着日历注视了一会儿,说:“明天是星期日,学校没课。”然后对我笑起来,“你想上学自己去吧,我反正得回家。”

我叹了一口气:“没想到上学这么难。”

阿莱拿起手边的杯子喝了一口水:“我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给我也喝一口。”

阿莱把杯子递过来,我接住时她没有松手。

“周文。”

“啊?”

“咱们这样无所事事地混下去,你不觉得心里有点——”

“不觉得。”

“我想——”

我盯着她。

阿莱拿杯子的手松开了。

“什么?”我问她。

“算了,不跟你说了。”

82


中午吃完饭我回到宿*,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来过这儿了,不出所料,我的床被不知什么人睡过了,被子都没叠,被角耷拉在地上,宿*里只有焦凡在,其余的人大概去操场踢球了,我随口问他:“谁在我床上睡过?”

他装出一副大智若愚的样子,对我说:“不知道。”


他来自贵州,这个冬天里,宿*里只有他,才利用早晨起床后有限的几秒钟时间不知羞耻地往脸上点几个小白点,然后一阵狂搓,不知情者以为是在作某种巫术表演,可我知道,他在抹劣质雪花膏。我拉开抽屉,从中拿出阿莱给我买的那瓶绵羊油,只剩下一点底儿了,焦凡见状,转身夺门欲出,我叫住了他,扔给他一支烟,他没接住,掉在地上,他重新捡起,自己从兜里翻出火柴,还想给我点火,我已经先点上了,他坐到自己床上,从枕边拿出一本书看,我再一次问他:“谁在我床上睡过?”

这下他有点吃不住劲儿了,我们宿*的人平时都跟我客客气气的,不为别的,就是因为我打过其中的一个,其余的人便对我逆来顺受,但那只是表面现象,背地里他们才不管呢,我放在宿*的东西从来没有一样是打算再拿回去的,就连内裤都是如此,所以我看到焦凡那副可怜相毫不同情。


就在这当口,楼道里传来一楼看门老太太的叫喊声:“304,有姓焦的没有?电话!”

此声一出,焦凡立刻高高答应一声,扭头便冲出宿*,估计他会长长松一口气,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不得罪人了。他爸是贵州某厂的工程师,净用公家电话给他打长途,每回他去接时都一百个不乐意,因为他爸仗着打电话不要钱,不必抓紧时间,所以总在电话里详细询问他的学习生活情况,然后再教育他一顿,末了,当他战战兢兢向他爸提出是否能多寄一些钱来时,他爸总能顺嘴再教育他一气什么年轻人生活要学会节俭之类,然后果断挂上电话,留下他在这一头攥着电话机发一秒钟呆,这件事是由一个碰巧听到他打电话的同学传出来的,想必不会错到哪儿去。


我倒在那张脏床上,两眼望天,上面一张床板睡的是刘河洋,他是个瘦鸡猴,除了这一点外,我还知道此人是个长期坚持手淫者,我有一段儿因为情绪不佳,夜里经常睡不着觉,通常得等到宿*里出现两个以上鼾声响起之后,这家伙才开始行动,一般床要抖动五分钟左右才会停止,有时例外,考试前夕,他只用一分钟就能完事,想必是那个时期成天神经紧张,干什么都效率高的缘故吧。

宿*里静悄悄的,楼道中带着回音的脚步声和叫喊声不时传来,显得特别刺耳,阳光从窗外射进来,一直射到离我的床头不到一厘米处就停住了,再过一会儿,阳光就会离我越来越远,这就是我的床所摆的位置,夏天还不错,冬天就挺讨厌。


我躺了片刻,决定不了该干点什么,今天乐队不排练,阿莱一个星期前下工厂实习去了,得再过一个星期才回来,那是她们的一门考察课,不上不行,工厂在云岗一带,去的时候都打着包儿,因为太远,没法回来,华杨这两天没在学校露面,不知跟刘欣一起去干什么了,突然,我感到自己空虚极了,我躺在那张宿*的破床上,后背让没来得及从身下抽走的被子硌着,脚搭在顶棚上,无所事事,一切事情离我都是那么遥远,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都跟我毫无关系,我被置于一个称做学校的组织之内,远离艰难世事,远离繁华喧嚣,整日混来混去,没有尽头,加上周围的虚伪小人,真叫我苦恼不堪。我把脚收回来,把被子往腰际随便一搭,枕头翻了一个个儿,把头埋在里面,努力睡去,这是我面对现实的惟一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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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慰我,阿莱,把你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我需要你的手,就如同我小时发烧母亲的手放在我的额头上一样,今天我需要一只手,不管它是怎样的手,只要它放在我的额上,我就会感到安慰,我就会逐渐安静,但是,阿莱,你的手在什么地方?我躺在床上,浑身无力,奄奄一息,这一切仿佛是在夏季的某个雨夜,风忽然吹开了窗户,吹得窗帘四下飞舞,雨声凄切,我想到你,我的阿莱,你站在门前的屋檐下,用手接起冰冷的雨水淋在我的额头上,让我攥紧拳头的手松开,可是阿莱,你的手没有出现,夜色和雨水隔开了我们,我们各自困守着自己的困惑和绝望,计算着阵阵涌起的心酸,还有,阿莱,你的手没有神奇地出现在我的额头上这件事叫我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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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性这个东西我不由得联想到了一些农作物,一来为人的某些不道德之处感到脸红,二来也为那些植物叫屈,经常可以看到有报纸报道某农业科学家花上几年或几十年为那些植物乱配,最终得到一优良品种而成为人类的骄傲,细想他们不过是拿一些不同品种的作物相互操来操去,然后再用它们的下一代同上一代操,下一代同下一代操,第三代和第二代操——总之是乱操一锅粥,直至出现一稳定杂种为止,当然,那时他们也是断然不会罢休的,从来没有人为那些作物想一想:他们喜不喜欢此种淫乱生涯,被强奸的向谁去诉苦,它们怎么评价那些科学家,试想有朝一日那些植物得了势……简直不敢想象。从另一个角度讲,人类给植物的政策也太宽松,允许它们自由往来,最流氓的被冠以“京欣一号”之类大肆宣扬而不顾其影响好坏,而这个政策从来没有被恩准到人类头上——不知人这种东西的态度为何如此缺乏一贯性——也就是如此立场不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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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第一次跟向晓飘上床的时候,我们都没有性经验,干了几次都没成功,想想那时的尴尬劲儿我就觉得好笑,我伏在她身上,她奋力分开双腿,最终忍不住这儿那儿的瞎指导,直到我浑身大汗、一筹莫展时才算踏实,我狼狈不堪地从她身上爬起来(还带着一个皱巴巴的避孕套),看都不爱看她,心里窝火得要命,要知道,为那一次我忙活了好几天,又是看书推算安全期,又是装做满不在乎的样子去商店买避孕套,特事儿逼,没想到整件事就这么一个结果——我不得不再次动用那个我最爱使用的形容词了——丑态百出!


叫我怎么说这个让我第一次陷入肉欲的女孩呢?高中同学?小矮个儿?小圆脸儿?这些似乎都不合适,那她是什么?——在我的记忆里,她是一个充满好奇心的然而又是非常现实的矛盾体,此人胯部窄小,梳一个娃娃头,皮肤白皙,长睫毛,小眼睛,爱说也爱听甜言蜜语,一本不落地看过所有的琼瑶小说(包括假琼瑶),鼓励我写过一段酸不可言的情诗,成天跟我通信,据说是非常爱我,耽误我学业也毁了自己,曾经有一段,她成天如影随形般跟着我,在学校里招摇过市,在马路边亲嘴儿,在四周无人时摸来摸去,一提分手就痛苦异常,让我腾不出身来嗅老X,让我父母和她父母相互怨恨,让同学们以为我们整天练来练去而心情浮躁……实际情况叫我羞愤不已——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这事无论对朋友对自己都无法交待,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混了三年居然没有真正发生过一次性关系!

我的朋友们看到这里我想都会眨巴着双眼发出疑问——那对儿傻逼那一阵儿都干了些什么?

我无言以对。


有些事情如果和后面的事情联系起来就显得没劲了,可如果只关注某一个片段,还是挺叫人欣慰的,三年的高中生活我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忆的事情,除了向晓飘,除了与她一次又一次的约会,在紫竹院,在北海,在香山,在景山,在陶然亭,在宣武公园,在天坛,在什刹海,在北京的每一个十字路口,在草丛里,在大树下,在商店门口,在厕所边上……总之,那时我们除了心不在码地上课、补课,其余时间都在以叫人吃惊的热情用于那数不清的荒唐约会,约会的内容叫人泄气——聊天,走,接吻,抚摸——惊人的枯燥乏味,用现在年轻人的眼光看,那不过是两个丧心病狂的假正经的可笑行径罢了。


可 惜那段时间至少我不那么看,我想的多着呢——成家,立业,父母,小孩,亲戚,朋友……面面俱到,甚至在每一个细小的行动中都体现了这一点,分文理班时我学理,让不怎么聪明的她学文,为的是以后家里的电器坏了我好大包大揽。在同学们上课疯狂记笔记的当口,我在下面认真默写昨晚临睡前背的《四川菜》——事实证明,人的主观愿望和现实比起来是多么地叫人悲哀——结果大家已经知道了,刚上大学没多久,我们就分手了,这就是我所有纯洁无瑕的过去,当然,把它当作一个偏执狂的精神病史也未尝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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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讲一讲我第一次成功的性经历,到此时再不讲我想读者一定会这样问自己:难道我非得看完这个连乱搞都不会的笨蛋写的小说吗?


现在的学生们也许比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对待性的问题更加合乎常情,我想他们看这本书时也许会叫我们老古董,就像我们看待我们的父辈一样,华杨就曾告诉我,有一天深夜,他发现自己的父母在看毛片儿,隔着墙壁他听了听,原来是他曾经录过的一盘,巨不清楚,而且毛片质量低劣至极,属于那种四十八式之类的旧货——“真可怜”,他用沉痛的语气告诉我,“他们竟然看了两遍!”这件事表明了不同年代人之间的差异,就如同美国四五十年代的老百姓都能开着车到处练,而我国即使是最牛逼的高干及子弟也鲜有此机会一样,差异这东西是没法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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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归正传。


我第一次成功地练的女孩是老X,陆然知不知道这件事我不清楚,那得看老X的精明程度,我要是她就不讲,讲了对谁都没好处的事还是少讲为妙。老X不仅上高中时跟我是同校,上小学时也跟我是同校,我还亲手接过她代表学校发给我的奖状呢,当时阳光耀眼,鼓乐喧天,全校同学站在教学楼前,我带着红领巾,穿着一件白衬衫,一条蓝裤子,和全校同学一起唱歌——“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拿起刀枪参加红军”……其实那个时刻我们那些唱歌的人都没太准备好,我们的所有时间都用来准备干别的了。

唱完歌就是一通领导讲话,学校的扩音喇叭里传出夹杂着沙沙的类似美国短波似的装饰音,当时学校官僚作风十分严重,一个狗屁小学有一个正校长零三个副校长,还有诸如少先队指导员等多种称呼的各色人等,每次全校大会,他们坐台上,有茶杯,台子两边各有一排槐树,他们一般正好处在阴凉里,我们这帮小孩坐台下,太阳正好能晒得我们找不着北,他们一个一个地发言,我们只好一个一个地听。当时我还小,坐在下面,奋力张开被晒得五迷三道的小眼睛,双手背后,双脚并齐,腰杆儿挺得笔直,不直不行,因为我们老师在后面的树荫下一边跟别的老师聊天一边盯着,这种场合,我最希望得到的就是表扬,而不是批评,于是我伸长耳朵听着一系列的发言,也不跟同学说话。


终于熬到了那个时刻,请大队长发口算比赛第一名的奖状,这时我听到了我的名字,于是上台去领奖,当然是从老X手里领,她严肃地把一张盖上学校公章的奖状双手交给我,我则英勇庄严地接过来,四目相交的一瞬间,我发现她在阳光下是那么好看,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梳着两条小辫子——谁能想象,就是那两个天真无邪是孩子,在十几年后的一天的上午,在早晨的阳光中,一丝不挂地搂在一起,全无体统地干着在领奖台上闻所未闻的事情——操来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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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年我跟向晓飘分手后不久,我翻出高中同学的地址本给老X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告诉了她,一定是我讲得扣人心弦,哀婉动人,不久,我们俩的关系密切起来,有天夜里,她来找我和华杨玩,其实那不过是借口而已,当时华杨的父母都出差了,所以他那里立刻成为一个据点儿,那次就我们三个人,我们不耐烦地听完了华杨例行公事似的演唱,很快便找借口出外买东西,华杨当然不会等我们,他很快倒头睡去,我和老X就在外面走了半夜,边走边聊,直到筋疲力尽为止,在一个街头公园,她对我讲了她和一个男孩也是才分手不久,跟我当时的情况正好相配,在那个街头公园的滑梯边,我们第一次拥抱在一起,还糊里糊涂地接了吻,说糊里糊涂一点不假,我们两人当时几乎都沉浸在自己的痛苦之中无法自拔,急需安慰,那是我第一次丝毫不拖泥带水,亲了半分钟就把手伸进她的领口,她非但不反抗反而明戏地哼了一声,于是我认定此人谙熟此道,为了表现我也是个老手,就不再在上三路耽误时间,直奔她的裤腰而去,我解开了一个细细的女式皮带,拉开拉链——写到这里,我想到了我们的上一代人,他们那时的女裤开在侧面,紧贴着那儿还有一个小兜儿,那时的男子要动手动脚未免比我们还不雅观,我想他们必须站于女子的后部,女子回头与他接吻,男子右手搂住女子的身体以免其走失,左手从左侧下方跟进,那情景应是恰似甜言蜜语中的小偷才对,两人形状加起来颇为古怪,按此推想,那时的女子要是找到一个比自己矮的男子就没劲多了……我和老X虽然生活在牛仔裤时代,当然从形状猥琐的角度讲是五十步笑百步,可毕竟直接的多,当时正是深更半夜月黑风高之际,所以我们几乎无所畏惧,老X浑身一颤,随即双腿一软坐在滑梯上,我当然应声而到,她就两腿一伸,双手把我一抱,随即两腿夹紧,轻叫一声,其反应之剧烈令我也暗吃一惊,还没弄懂敌人的路数之前,我的手已被她留在那里,凉冰冰的,却又湿得可以。


我和她在滑梯上乱摸了一会儿,有点累,于是站起来回到华杨那儿,我们倒在华杨家的大床上又说了一通足以和我们刚才的举动相称的甜言蜜语,然后睡去。次日上午醒来,只见华杨留下一张小条,上书“我去上课”,在后加注“不打扰你们!”那个惊叹号给我留下印象挺深,它的意思是说,非得干出点什么来不可了。


一开始,我们只是插上门,随即后面事情也不得不发生了,要不插门这事未免显得过于事儿逼,我们只好各自脱去衣裤,竖起警惕的耳朵听了一下四周动静,确认安全之后,我把手伸到她的内裤里边,里边竟是湿润如昨,那时正是我们刚醒不久,目光不用装也特迷离,眼屎和口臭的事暂且放下不表,免煞风景,正当此时,此人主动腰部一耸,我顺势将其内裤脱下,然后勇猛爬上,叫我惊奇的是居然一次成功,于是更加抖擞,大概看过某部内部电影,此人在关键时刻竟东施效颦,发一声喊,吓了我一跳,我记得当时自己有些不知如何是好,是跟着一块儿喊呢,还是继续埋头苦干?两样都让我觉得不足取,正犹豫间,此人已是热情奔放,紧皱眉头,作苦思状,双手突然抱紧,于是我乘胜追击,总算完事。


事后我们相互交底,原来她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以为我是此中老手,遂主动表现,不甘落后。老X还有个做法叫我迷惑不解,她事后背冲着我,身体哆嗦了几下,哭了起来,在我没弄清楚真哭假哭之前,她又破涕为笑,转过身来,连打了我几下,嘴里说着不不不,真不知她在说什么,这事儿我后来没好意思问她,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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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21岁的我来说,最可怕的东西不是被学校开除,也不是和阿莱吵翻,而是无事可做。意义广泛的无事可做可概括为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从东到西,从学校到学校外,从朋友到情人,从食堂到商场……的晃晃悠悠的状态,当然,这指的是精神状态。因为这种状态不含任何意义,所以我当时很难接受,也不知为什么,那时的我对事情的意义很敏感。不幸的是,我当时由于思想上的急剧转变,使我原先觉得有意义的事变成了无意义,因此,一切行动失去了目的性,这还得从老X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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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老X之间的关系在我和她混了那一次之后不久,奇怪地中断了,原因我想应该不在我,因为我事后把她送上了开往她们学校的公共汽车,并且第二天就给她们的宿*楼打了一个电话,她接的,从听筒中我觉得她对我讲话口气有些冷淡,我约她出去玩,她说等过一阵儿再打电话过来,她说她最近挺忙,等等。我挂下电话,知道她在骗我,因为那天上午临走时她还告诉我她想天天跟我在一起呢。


又过了几天,她没有打电话过来,我有事正好路过她们学校,于是到女生宿*楼去找她,华杨跟我一块去的,我们见到了她,她正和她们宿*的几个女生玩扑克牌,见到我表现出与其说是一种惊异倒不如说是一种久别重逢般的热情,她请我和华杨到学校门口的小饭馆吃了一顿牛肉馅饼,吃完后不久,华杨先回了学校,我就和她一起在街上转悠,她的学校外不远就是一条还算繁华的大街,我们串了街左面所有的商店,送她回学校前,在一棵大树后,我抱住她,亲了又亲,后来我们靠着树又呆了一段时间,主要是聊天,聊到我回学校的末班车快来时才离去,这期间,一切正常。


我回到学校,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老X从来不试图主动找我联系,于是又打电话给她,约她出来见面,她答应了,我们约在天坛西门见面,她倒是来了,但迟到了半个多小时,在我想走的时候,我是说,我走到15路公共汽车站总站时,她从一辆回来的15路车上跳下来,并且一眼就认出我,叫着扑上来,当着等车的好多人和我抱在一起,我告诉她我不喜欢约好时间以后等人,她听了只噢了一声,没再提这件事。再下一次约会,她答应后根本没来,事后也不解释,这下激怒了我,我也没再约过她。不久,我认识了阿莱,我们俩就彻底失去了联系。


直到一年后的一天,我在中原宾馆的地下室碰到她,她把我介绍给陆然,以后我们曾有机会单独在一起呆过,但她从未提起过我们俩之间的事,就像没发生过一样。陆然对我讲过她,从陆然讲的时间推算,我们俩之间,她还应有至少一个男朋友。当然,我没跟陆然讲过我们之间的关系,从陆然对我的态度看,好像他并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事,所以,关于老X的一切曾让我一度迷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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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惑不解的事不止老X这一件,还有更多,总之,这些事情加起来的总和,给我一个印象,似乎事情和事情之间的联系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牢固,似乎很难确定,那么,什么是可以相信的呢?我不知道。不仅我不知道,我发现别人也不知道,大家都依靠直觉和猜测生活。没有什么是可以确定的,没有什么是可以信赖的,就连和我最近的华杨借了我的钱也有不还的时候,而我呢,我自己呢,有那种被人们称之为一贯性的东西吗?

我不知道。


理想终归要破灭,爱情终归要失去,我们的一切飘忽不定,并且早晚我们要死去,一切都是大梦一场,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们是一种可怜可笑可悲可气的生物,有没有两可……总之,他妈的,我当时的人生观就是这样,多少次我独自一人遥望星空,发出长叹,叹息之余,又无可奈何。


那个时期我做过一些梦,有一个梦至今还记得,我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老极了老极了的山羊,钻在山洞里等死,眼里流着泪水。四周的墙壁湿漉漉的,我站在那儿,看不到一丝光线,黑暗中,我叹着气,感到非常非常孤独。这个梦不知是我做出的,还是我从某本小说中读到的,反正我记住了它。


大一快结束时的我的心情一直不太好,后来也不好,到现在仍然没有好起来,这其中缘故颇多,在生活中反映出来的现象是——慢慢的,我变得有点麻木不仁,对人对事失去兴趣,我知道,这样一来,对我不好,对别人当然也不好,对什么都不好,但是,我不愿对别人说起这些,这些都是关于人生无聊空虚的一部分,讲不讲都没什么意思,是的,没什么意思。


我不认为人生是丰富深沉的,我看到的听到的和感到的都是一些叫人泄气的东西,我讨厌沾沾自喜和垂头丧气的情况,我什么都讨厌,我无法平静,因为我没有死去,妈的!


但我还是做出了一个叫我还算满意的姿态,也算是我自己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惟一的要求,那就是强颜欢笑,对,就是它,强颜欢笑,无论何时何地,我都命令自己强颜欢笑,因为我只能这样,因为我是一个正在表演的小丑,我对自己对别人都感到不好笑,我没有眼泪,没有欢乐,我什么也没有,甚至,我没什么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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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在上中学时看过一本小说叫做《青春万岁》,看完后我就产生了到王蒙说的那个学校去插班的念头,但是我没有找到那个学校,不知是因为那个学校经营不良倒闭了还是出了别的问题,归根到底,我上了另一个学校,我上的那个学校比较差劲。但是,但是……


有一天,我和华杨走在从教室到操场那条林荫路上,那是89年4月,树叶还未从树枝中

拱出来,天空阴沉沉的像被贴上了一张旧报纸,华杨的头发刚洗过,垂在脑袋上,伏伏贴贴,他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一双从三五零一买的军警靴,牛仔裤的下沿挽在鞋子的高腰上,我围着一条我爸从苏联买的劣制围巾,穿一件国产软羊皮夹克,两手插在兜里,华杨告诉我,陆然和老X吹了。我听了点点头,华杨也没往下说,我们穿过操场,走过通往校门的甬道,出了学校,换了两次公共汽车,来到我们的排练房,除去陆然,大家都到了,我们开始排练一首叫做《永远不回家》的歌,徐通的鼓点老出问题,他敲得高兴了就爱卖弄一番,把鼓打得和音乐彻底失去联系,他自己还以为不错呢,我们都没有说他什么,直到他在一个小节上突然停住,对我和华杨抱怨说没配合他为止,华杨把电吉它往椅子上一放就走到门边,脚下不留心踢掉了电源插头,我对徐通说:“你丫敲的是什么玩艺儿?”徐通就冲我一通嚷嚷,本来这是乐队在排练中时常遇到的小事,但那天徐通就像有病似的对我们疯狂指责,他来自中央美术学院,是个大笨蛋,这点不仅我们清楚,连陆然都清楚,徐通敲鼓忽快忽慢,忽强忽弱,有时突然消失,我们回头一看才知道,原来他在那里弄他那个鼻子……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从来没有说过他什么,不幸的是,徐通是个狂热的摇滚迷,平时我不来排练的时候,他老来,没完没了地练习,有时我们走在街上,我总设法不挨着他一块儿走,因为他的手就像多动症一样不停地上下摆动,叫人心烦,他长着一个大得足足有十斤西瓜那么大的一个脑袋,脸平平的,鼻子从脸的中央傲然浮出,犹如大海中的一个小岛,眼睛小得不留心就会忽略过去,嘴巴和鼻子之间距离甚远,下巴特短,就如同被谁用锯锯掉了一样,后脑勺儿自上而下垂直而落,就像悬崖,别的乐队到我们这里来玩,听完我们演奏都说敲鼓的不行,我们谁也没把这话转告他,也许这是我们的一个错误,因为他越来越自鸣得意,而且,就连我们也不放在眼里,陆然有一次差点又去找来一个鼓手,还是我们给劝住的,但这一切,徐通不知道,他有他自己的追求,我知道他是怎么追求的,他一遍遍听那盘麦克尔·杰克逊的拼盘儿,照着里面的每一首歌的鼓点拼命练习,练得有点像了他就说自己又有了一个绝招,他的绝招不使也罢,一使出来就弄得大家都心慌意乱,刚认识他时他留着长发,现在变成了板儿寸,此时我们就面对着这个叫我们觉得非常丢人的脑袋,听他在那里大喊大叫,顺便提一句,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摇滚PARTY上,我们试奏一曲,正是徐通,在华杨唱完后一通猛敲,弄得我们在台上特尴,因为我们平时练习时没有这一段,末了,此人居然学着我的破录相带中的某个乐队的鼓手,把手里拿着的两支鼓锤儿扔向台下,台下站着黑压压的一片人群,我站在台前,挨着左边的那个喇叭,什么也听不见,但从人们的口形中好像看出他们不是跟着我们唱,而是在喊“下去吧”,片刻之后,叫人泄气的事情出现了,徐通那两只鼓锤被从台下扔了回来,幸亏扔回来了,不然我们还得凑钱买新的,这件事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起过,陆然曲折地对华杨说,以后咱们不去PARTY了。

徐通站在他那一堆鼓后面,唱了一会儿独角戏,没有人接火,他又坐了回去,发泄似地狂敲起来,刘欣用手势制止住他,说:“你烦不烦呀!”

徐通说:“我不烦。”

刘欣说:“那就敲吧!”

徐通果然又敲了起来。我走出屋子,看到华杨一个人站在前面不远的一棵树下,正在抽烟,这时辛小野和刘欣也走了出来,刘欣冲我说:“咱孤立丫的。”


我们一行人往回走,华杨送辛小野回学校,刘欣自己走了,我回到安定门,推门进去,阿莱正在那里看我从陆然那里借来的一盘录相,叫做《卡门》,通盘都是西班牙舞,阿莱看得津津有味,见我这么早回来有些奇怪,按了一下暂停问我:“你是不是没去呀?”

我说:“去了,和徐通吵起来了,没劲。”

她说:“怎么啦?”

我说:“丫有病。”

阿莱说:“至于嘛?”

我说:“你接着看吧,没事儿。”


阿莱说:“陆然来过电话,他说你要晚上回来没事就呼呼他。”

我呼了陆然,不一会儿陆然回电话,我问他:“有事么?”

陆然说:“没事儿。”

我一听就觉得不对劲儿,我说:“在哪儿呢?”

他说:“在家。”

我问他:“晚上喝酒吗?”

他痛快地说:“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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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在真武庙附近的一个小饭馆里,我和陆然都喝得大醉,我们喝了不知多少瓶啤酒,陆然自己还喝了半瓶二锅头,他对我讲起了老X,看来华杨的消息一点不假,他和老X吹了。

看得出,和老X分手弄得他有些难过,从我的角度看,与其称之为难过,不如称之为不理解,他好像根本没有弄清楚老X是怎么回事就跟她完了,也就是说,他将永远没有机会弄清楚老X是怎么回事了,而老X离开我时,我是这么认为的——这下我永远不用再费心思去弄清楚她是怎么回事了!

这就是我和陆然的区别。


陆然用了大约十分钟时间讲了讲他和老X的事,就在前天,他去老X的宿*找她,她不在,于是给她留了一张条儿说他去一个摇滚派对了,令他非常不解的是,老X也在那儿,一只手吊在一个三流乐手的脖子上,一只手端着一筒日本生力黑啤酒,用陆然的话讲,他于是“干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蠢事——冲过去给了那个乐手一酒瓶子,反手又给了老X一记耳光,老X尖叫起来,跑到一边,那个乐手现在住在海军总医院,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一连气说完了这些,又喝了半杯啤酒,“可一点迹象也没有,哪怕是蛛丝马迹也找不到……这之前,我和老X一切正常,一星期前还在我那里练过一回,她像往常一样,既不对我特别温柔,也不冷淡,也没有对我说起过她又跟别人搞上了,就是那么突然,我也昏了头……到底出了什么事?”


陆然看着我,我低下头,陪他干了一杯,那一杯干完之后,他不再提老X的事,突然对我说起他想写的一首歌来,名字叫做《纯净海滩》,随后的三个多小时里,他不断向我提起纯净海滩,仿佛他正置身于纯净海滩一样。


纯净海滩是陆然梦想中的一片海滩,他坚持相信在世界上有这么一个海滩,海水碧蓝碧蓝的,白色的海鸥在上面飞翔,沙滩是白色的,平整得就像纸一样,上面连一丝海鸟的爪印也没有,沙粒在阳光下闪着光,天上没有云,在远方,海和天混在一起,分不出界线,那里没有人迹,海水涌起,冲上沙滩,粉碎成泡沫,泡沫很快就一个个破灭了,海鸟从海水中衔起一条绿色的水草飞上天空,长长的绿色水草就像抽丝一样从海水中被叼出来,连续不断,海鸟拖着那根绿线越飞越远,直到看不见为止。

这就是纯净海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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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然醉得不成样子时,一手扶着桌面,一手端着酒杯,不停地给我讲他的纯净海滩,他的眼睛通红,不知是很久没睡觉还是喝得太多了。半夜4点钟,我们从饭馆出来,歪歪斜斜地一直走到礼士路口,截住了一辆出租车,开了没有十步陆然就叫司机停车,他跪在地上,把头伸出,哇哇大吐,我从另一边门下了车,站在路边也吐了,司机趁机骂了我们几句,把车开跑了,我们走上复兴门立交桥,向西南方向望去,广播电影电视部的发射塔黑乎乎的伸向天空,街上这时已经出现了收班的环卫工人,有几个烧长跑的从我们背后跑过,汽车依旧一辆辆飞驰而去,红色的尾灯在夜色里显得格外清晰。


我和陆然靠着桥栏干,天有点冷,喝了大量的啤酒之后,我们站在桥上不久就打起了哆嗦,我用手挡住了风,点燃一支烟,靠着陆然抽,他两眼紧盯着桥下,身体在轻微摇晃,在夜色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我们回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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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然和老X散伙儿之后的那段日子里,他的情绪坏到了极点,整个乐队也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涣散状态之中,接连两个星期,乐队没有一点在一起合练的迹象,徐通在一个天色阴沉的下午找到华杨,两人又去找到刘欣,他们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把我约到美术馆前面的一家饭馆,徐通请我们吃了一顿饭,看得出,他对那次吵架有些后悔,事到如今,我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于是一群人一通真诚,在啤酒的泡沫中总算和好如初。


我们从下午4点一直喝到晚上9点多才分手,那时已是满街灯火,天上不时何时下起了牛毛细雨,我们在饭馆门口分手,我没坐车,在细雨中徒步往安定门走,一路上,路边的小树叶上不断地掉下大颗的雨滴,淋得我身上全是水,我点燃的一支烟不久也被雨水浸得透湿,很快就折成了两截,我扔掉烟,慢慢悠悠地往前走,我的头有点疼,刚才我们叫了一瓶曲酒,最后给一口闷了,因此走着走着就吐了起来,吐完之后出了一身冷汗,浑身无力,雨渐渐大了起来,路边的行人很少,那些穿着雨衣的骑车人匆匆从身边晃过,犹如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断线的风筝,在路灯下一晃两晃地转瞬逝去,雨中,一切显得影影绰绰,关门的商店的铁皮下拉门上也有大滴的雨水悄悄滑落,空气中充满了冰凉潮湿的街道垃圾味儿。


前面一盏路灯不亮,下面的积水看不清楚,我过了马路,这时忽然肩头一凉,原来是雨水已经浸透了衣服,正碰上一辆108路车经过,我跑了几步,追了上去,上了车,买了一张票,车过了交道口,直奔安定门,这时,雨忽然发疯似的狂下起来,风把雨水吹得几乎是横着飘飞,看起来就像是一缕缕烟雾。车过了安定门立交桥,在安定门站前停下,我见势不妙,没下车,跟着108路一直坐到和平里总站,下了车,又往回坐,总算是到了家,雨已经变小了,我跳下车,往家走,一不小心踩进一个水坑,鞋全湿了,还灌进不少泥。


梯上,我浑身透湿,比平时重了不少,站在那里,从一楼到十二楼的功夫脚下就形成两个小水洼,开电梯的老太太不满地盯住我脚下直看,好不容易走到家门口,一掏兜,发觉忘了带钥匙,我敲了几下门,希望阿莱在里面,可惜她今天没有来,我背靠门坐在地上,浑身冷得直打哆嗦,只得又坐电梯来到一楼传达室,给学校阿莱宿*打电话,打了很久才打通,通过听筒,我听到阿莱趿着鞋,达达达地走向传达室,拿起电话,问:“谁呀?”

一时间,她的声音显得又遥远又亲切,我告诉她,出门时没带钥匙,现在正在门外,阿莱说:“活该!谁让你总丢三拉四的,我都上床睡觉了,等会儿啊,我给你送过去。”

96


阿莱是乘最后一趟电梯上来的,把手里的钥匙抖得乱响,见了面,把钥匙往我手里一扔,说:“开门吧。”

我们进了门,我洗了一个澡,换上一套干净衣服,阿莱靠在床上,把两个枕头立起来,垫在背后,手里拿着一本《兔子跑吧》一目三行地看,不时用指尖沾一下唾沫翻篇儿,盖着毯子,下面露出一双光脚丫,动来动去,不时从搭在床边的椅子背儿上的衣服口袋里掏出点什么吃的塞进嘴里,等我过去掏时就剩了一个空袋儿——是一包话梅。


我坐到床边,从她手里拿过书,她两眼顺着我的手一直跟踪着那本书,我把书移到离她眼睛一米左右,她仍聚睛会神地看,等我把书再移远一些,她把目光移开,笑着望向我,说:“这页看完了。”然后吁了一口气,冲我点点头:“兔子,睡吧。”

我靠近她,伸手把她抱到胸前,她用手指指着我的鼻子说:“别胡思乱想啊,时间还没到呢,差三天,大夫说的。”

“我不信大夫说的。”

“那就算了,今天吧,不过你得带这个——”她从椅子背上的书包里掏出一个小盒,在我面前晃晃,是一盒避孕套。

我点燃一支烟:“你没把它当话梅吃了?”

阿莱说:“我吃了你带什么?”

“尼龙袜子行吗?”

“不行。”阿莱吃吃笑着说。

97


一觉醒来已是上午9点多钟,天光大亮,我睁了一下眼睛,发现阿莱正坐在床上看《兔子跑吧》,翻篇声不时传来,我感到口渴难耐,用肩膀碰一碰阿莱,阿莱看也不看我,随口问道:“又想喝水?”我伸出手,阿莱从身边的床头柜上递给我,我接过来,欠起身,一气喝下去,不料杯子里什么也没有,我说:“没水。”阿莱把空杯子从我手里拿开,说:“等一下啊。”


我转一转身子,又沉沉睡去,再一醒,已是近中午了,阳光正照在我脸上,暖洋洋的,房间里飘荡着轻柔的音乐声,是甲壳虫乐队的《昨天》,我坐起来,墙上的石英钟的指针已指向11点半,从厨房里传出阿莱切菜的声音,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连书柜上的玻璃都被擦过了,我昨天穿的被雨淋湿的衣服挂在阳台上,床头柜上摆着一杯满满的水,我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喝完,这时阿莱笑盈盈地走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盘子,里面是几个苹果,把盘子往写字台上一放,对我说:“还困吗?”

我摇摇头,阿莱走到写字台前坐下,用眼角斜对着我,做了一个怪相,把一个苹果拿在手里吃起来,然后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几盘台式录音机的磁带,把甲壳虫换下来,换成“威猛”,拧大音量,顿时,屋子里响起刺耳的《舞前叫醒我》,阿莱自己冲我一笑,跳着消失在厨房,我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下了床,到洗手间刷牙洗脸,又回到屋里把被子叠好,最后我来到厨房,阿莱正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削土豆皮,一边还跟着音乐轻轻摇动着,我拿了一个苹果,蹲在阿莱对面吃。


磁带放完了,啪地一声,PLAY键跳起,阿莱用水果刀在我眼皮底下迅速削完最后一个土豆,然后问我:“爱吃土豆炖牛肉吗?”

“爱吃。”

“那么你得去帮我找那盘有《答案在风中飘》的磁带,里面有三首鲍勃狄伦的歌,我想带到宿*听。”

“我找不着怎么办?”

“我找,你做土豆炖牛肉。”


我又回到屋子里,拉开抽屉找了起来,找到以后,我把那盘磁带放进阿莱的书包,阿莱晃晃悠悠地从外面进来,坐在椅子上:“做好了,二十五分钟以后就能吃了。”

我们俩分别坐在写字台的一边,脸对脸,我打了一个哈欠:“在我睡觉的时候你都干了什么?”

阿莱用眼睛把屋子扫视了一遍:“都在面儿上摆着,还用说?”

我从枕边拿过那本《兔子跑吧》,在阿莱眼前一晃:“看完了?”阿莱点点头,从抽屉里翻呀翻的,一下子翻出了一盒跳棋,阿莱用眼睛看定我,非常认真地对我说:“有人说你在饭前总要输一盘才吃得香,是吗?”

我打开棋盒,把棋盘铺平,一面把红色的跳棋子一个个码上棋盘一面反唇相讥:“有人又想一下午心情不好了,我真是爱莫能助。”


我们俩很快便在棋盘上缠斗起来,两军刚在中线附近对峙,厨房里响起了高压锅的尖叫声,阿莱去盖高压阀,我等她回来继续走,这时电话铃响了,我去接,是陆然。

“估计你就没去上课,怎么样,一齐吃午饭吧?”

“你在哪儿呢?”

“你们家楼下的电话亭子里,咱们去吃炸鸡,怎么样?”

“还是上来吃牛肉吧,阿莱做的,已经快做好了。”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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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然上来时我和阿莱已战到最后几步,我和陆然说话的功夫被她抓住一个空子,把后面一个拖得很远的伤兵给救了回来,这样,我最少输给她五步,我们收了棋,阿莱去厨房把饭菜一一端上来,陆然不安地坐在椅子上,四周张望着:“怎么,真过呀?”

“可不是。”

“你们俩什么时候吹呀——好得叫人觉得那么不正常,现在我是看见生活幸福的人就不舒服,真想叫世上有情人都散伙儿……这听起来像不像一首歌?”

阿莱把盛着饭的碗一只只推到我们面前,我们吃了起来。

阿莱问陆然:“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好,又听说老X和你吹了,我怎么觉得这两个消息那么矛盾呀?”

陆然哈哈大笑起来:“阿莱,你再说老X一句坏话我就借你录相带,到我那儿挑去,想拿多少都可以,只要你看得下去,听周文说过,你就爱看电影,尤其是——”

我和陆然一同说:“事儿逼拍的!”说罢大笑。

阿莱抬起头来看着我们俩:“老X嘛,不就是会喇么?”

“行行,这就行。”陆然又笑了,“一会儿去我那儿挑罢。”

我对阿莱说:“别奇怪,他这一段不正常,我们得纵容他。”

99


吃完饭,我们一起去陆然那里,阿莱挑了一批带子,有《去年在马里安巴德》,《金钱本色》,《八又二分之一》,《钢板七雄》,《日瓦戈医生》,《野草莓》,《杀人的夏天》,《金色池溏》等,阿莱在那里细心地挑,有的还放进录相机看一下以确定带不带走。


阿莱挑录相带的时候,陆然打电话把乐队的人都叫了过来,陆然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他在厦门的一个爱附庸风雅的酒肉朋友听说北京这边煽摇滚,问能不能弄去支乐队去他那个歌厅唱唱,陆然当即答应,价钱也谈好了,一天一人15块钱,小费全归我们,唱一个月,时间是暑假,路费也由他出,当然是到了那里再报销,我们只需在这段时间里多排出几首歌就行了。这真是一个好消息。

100

乐队恢复了排练,而且练得相当艰苦,每天一放学,大家就直奔排练室,我写了三首歌,陆然写了五首,我们还排了几首专门在歌厅演唱的歌,有滚石乐队的《想你》,有《卡萨布兰卡》,甚至还有一首谁都会唱的《铃儿响叮当》,为了以防不测,我们还练了几首港台歌,赵传的,齐秦的,王杰的,罗大佑的,李宗盛的,等等,为了找这些歌的谱子,陆然东奔西走,累得够呛。要知道,1989年,港台流行歌曲在北京还被当作是时髦的玩艺儿,不像现在,说谁庸俗就说谁港台。

101


1989年夏天来的叫人猝不及防,几场雨过去,温度开始直线上升,一天比一天热,太阳就如同一个每天被人拧下第二天又换上的灯泡,不同的是,瓦数不断升高,直到有一天,街上的姑娘们穿起了裙子,公共汽车里出现了刺鼻的狐臭味儿,我才发现最叫我受不了的季节终于来临,伴随着高温滚滚而来的是性欲减退和期末考试,比起前者来,后者显得更为可怕。


我的金钱梦是从陆然宣布说去厦门演唱时开始做起的,我计算了一下,加上小费,我们大概每人可以挣一千元左右,这在从来没有自己挣过一分钱的我来说无疑是个大数目,为了无愧于这笔钱,我练习时格外认真,破例还额外钻研了一本专业讲和声的书籍,不单是我,整个乐队都很为这个消息振奋,出现了神速的进步,原来不识谱的识了,原来演奏时胡乱对付过去的段落被重新练习,直至十拿九稳,但这一切占用的却是学习时间,所以,随着期末考试的临近,大家心中都各怀忐忑,但因为有件兴奋事顶着,谁也没有提。


不久,有人顶不住了,是刘欣,他有一次在练习前趴在一张椅子上抄作业,被我看到了,我没说什么,练完回去之后,我翻开书包里那些新得叫人害怕的书,从期中以后看起,连看了三页,立刻觉得这次肯定要被开除了,我第二天把这件事告诉了华杨,他也看了一晚上,转天告诉我,说肯定看不懂,我们俩顷刻间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罩住了,一时间慌了手脚,这时,全校同学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期末复习,校园里到处是抱着书狂看的各色人等,紧接着,复习课开始了,老师一个个就像大爷一样布置复习提纲,我们在下面一通狂记,刚一下课,老师便被谄媚的声音和低三下四的请求包围了,可气的是,占用老师时间最多的不是那些学的不好的同学,而是那些准备考一百的家伙,有时,他们会把老师缠很长时间,仅仅为了证明他们平时学的是多么认真,真叫人看着不顺眼,这帮事儿逼平时默默苦学,考试前一个个就像抽了大麻那样飘飘然,笔记是绝不会借给别人看的,逢人便讲他们这儿没复习好那儿没复习好,如果谁想问他们一个问题必会碰一鼻子灰,要是弄巧了赶上他们给你洋洋得意地讲出一道题来,百分之百是复习提纲以外的——我看见这种伪君子就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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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没有人说停,于是每天便一切照常。


真是件可怕的事,我明知道再不看书就会出现对于学生来说最致命的事情,也许正因为此,我才一眼书也没看,每天沉浸在音乐里,音乐有时果真能叫人忘掉一切,可惜一旦想起来更叫人头痛,华杨真的开始了偏头痛,每天哭着喊着要学习,那本《数值分析》无时无刻不放在手边——有时用来当扇子,有时垫在屁股下面,更多的时间用来吓唬自己,通常他是这么做的:抽空翻开几页,走马观花似的看上那么几行,然后抬起头来,面如金纸,浑身筛糠,手一软从胸前垂下,书啪地一声掉在脚边,闭上眼睛,嘴里喃喃地说:“完了。”

103


崩溃的时候到了。

离第一门《电路基础》考试前两天,我和华杨听完最后一节复习课后从教室出来,通身大汗,天空阴沉沉的,闷热异常,蝉声从树梢上紧一阵慢一阵的传来,哭丧似的,一个叫孔洁的女生从我们后面超过我们,穿了一条半透明的裙子,里面不知为何没有衬裙,隐约看到粉红色的内裤,她本人毫无知觉,还朝另一个女生肤浅地笑笑,说了句什么,然后一直走,在前面的叉路上消失了,我和华杨走回宿*,倒在床上,正是上午10点多钟,后面两节没课,宿*里臭气熏天,倒在床上不到片刻,汗水立即和褥子上的潮气混和在一起,身上痒痒起来,我踢了一脚华杨的床,华杨正两眼望天发呆,他把脑袋转了一个角度对着我,神色木然,眼睛并未朝我这里看,我又踢了一脚,他才醒过劲儿来,问我:“干什么?”

“不干什么。”

“怎么办?”

“不知道。”

“咱们是不是出去转转?”

“行。”


我们两个从宿*走来,一直沿着学校的甬道走到操场边上,操场上静悄悄的,平时在那里踢球的学生不见了,代之以几个匆匆路过的身影,我们顺着原路折回,路过阿莱所在的那个班的教学楼,阿莱从三楼窗户里看到我,手扶窗台,探出头对我嚷嚷了几句,我没听清楚,就站在楼下原地不动,等了一会儿,她跑下来,问我:“后面两节有课吗?”

“没有。”

“复习课上得怎么样?”

“还行。”

“想去游泳吗?”

“游泳?”

“我和刘佳说好了,去陶然亭游泳,你们去吗?”

我和华杨相互看了一眼,我说:“行啊。”

“那你们等会儿,我们去取游泳衣,一会儿在哪儿碰头儿?”

“我们宿*吧。”


我和华杨往回走,回到宿*,找出游泳裤毛巾什么的,放进一个塑料袋,然后坐在床上等阿莱她们,华杨笑着对我说:“爱谁谁了。”


刘佳是个嘴上特横的北京姑娘,仗着自己长得难看,谁也不怵,跟阿莱关系很好,人极聪明,一到考试前后她就特别活跃,其实她心地非常善良,是阿莱的一个好朋友,不知为什么,她总觉得阿莱配我有点亏,人前人后不时刺我两句,在她看来,我虽然不能说是一个应该进监狱的料,至少也得像坏人一样受点意外的惩罚,阿莱怀孕的事她知道后,一见到我就指着鼻子教育我,有时候嘴里还能蹦出一个文绉绉的词,叫什么明珠暗投之类的,我不知道她的意思是不是说她配我倒挺合适,依我看,照她的路子发展,除了一条道走到黑直奔女强人之外,不会有什么别的可能性,众所周知,到现在,她一个男朋友还没有过,是个百分之百的处女。她和阿莱从外面进来,一听推门声就知道她走在前面,我是说,门咣的一响,把门背后挂的东西震得直晃——果然是刘佳走在前头,她斜了一眼我们,用手里的包拍打着双人床,说:“走不走,要走就快点!”


对于此人,我和华杨的态度从来都是逆来顺受,因此我们从床上一跃而起,笑脸相迎,华杨嚷嚷着:“走啊,这不是正走呢吗?”


我们一行人下了楼,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喝了一通冷饮,然后直奔汽车站,刘佳和阿莱走在前面,我和华杨走在后面,不时说上几句话,如此走到了汽车站。

104


我对陶然亭游泳池情有独钟是有原因的,早在上小学时,学校就组织我们结队而来,轰小猪似的把我们赶进蘑菇池,叫我们在里面自由沉浮,在我青春期发育成熟那一段,每到夏天,我几乎天天到这里来游泳,我最爱游的是晚场,也就是傍晚6点到8点夕阳西下的时候,天气变得不像下午那么酷热难耐,通常我和我的几个狐朋狗友来到门口,先吃几串羊肉串,然后买票进场,比赛似的狂游一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一般是躺在温热的水泥地上,两眼望天,看着渐渐暗淡下去的天光出神,不然就坐在水池边,看那些穿着游泳衣在水里划动的女孩,看她们从水里撅着湿淋淋的屁股爬到岸上,不时会有人发现一个游泳衣穿得松松垮垮的女孩露出大半个乳房。有时,我发现了一个叫我钟情的女孩就从头至尾一直盯着她看,一直看到退场时间到了才恋恋不*地离去。这个游泳池分男女池,但深水区只有一个,此外还有一个专供跳水用的水池,四周浅,中间深,没有人跳水的时候,我们经常在那里比赛潜水,方法是往其中扔入一个钢崩儿,然后大家戴上潜水镜一个个下去摸,有时也去跳水,这就要看有没有比我们跳得好的人了,我是说,如果有人能够从十米跳台上做一个空翻一周半入水后,我可不好意思跟在后面来个“冰棍”,别人倒是这么干过,招来一阵嘲笑声,我不认为那有什么意思。


我们四个人在深水区门口分成两组,我和华杨从那个小铁门进去了,阿莱和刘佳没有深水证,只好在外面那个最深只有一米四的女池里游,浅水区刚换过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漂白粉味儿,水色淡蓝,隔着铁栅栏,我看到她们俩手拉手走近水边,试着用脚沾一沾水,立刻缩了回去,正是中午,没有什么人,我看到阿莱和刘佳走到树荫下,背靠着一堵水泥墙壁聊起天儿来,不时还用手指指点点,这时华杨叫我过去,我们就一同站在水池边,高喊一二三后跃入水中,凉飕飕的水叫我的精神立即为之一振,浑身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我伸开双臂,奋力划水前进,一口气游了二百米,于是用手吊住池沿儿的水槽儿喘气,华杨这时慢悠悠地游过来,他的脑袋像鹅一样一直伸在水面以上,游的虽然慢,但不累,他追上我,掉头接着游,等他游出十米开外,我侧身蹬了一脚池壁追了过去,我们就这样交替一前一后,一直游到没劲儿了才换成仰泳,我尽量挺直腰,仰起头,双脚交替拍打着,偶尔伸出胳膊划一下水,几乎是浮在水面上,我睁开眼睛,溅在脸上的水花顺着眼窝慢慢淌下,天上飘着几片棉絮似的薄云,太阳正值中天,只要眼珠儿转到正对太阳的地方就得眯起来,耳边传来阵阵喧哗声,那是跳水区周围坐的人发出来的,他们在看几个小伙子跳水,我刚才在水池边上也顺便看了几眼,偏巧看到一个大胖子从十米跳台上炸弹一样坠落,入水时有点歪,水花四溅,弄得岸上的人直躲,听着现在这种尖叫声和刚才的有些相似,我猜是那家伙又跳了。


也不知那样漂了多久,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翻了一下身,踩着水朝四处张望,是华杨,他正站在岸上,双手卷成一个筒冲我叫嚷,我游到池边,双手撑住池沿,用力蹿了上去,顺着手指的方向,看到阿莱和刘佳站在白色的铁栅栏边上正向这个方向看,我和华杨走过去,隔着栏杆,她们冲这边招手,我们走近,刘佳对我们说:“外面的水太凉了,没法游,你们出来一块儿聊聊天儿得了。”


我和华杨走出深水区,我发现阿莱和刘佳的游泳衣都是干的,一看就是连水都没下,我们四个一同来到男池,我率先跳了下去,水是比深水区的凉,但还能忍受,华杨趴在池边,双手垫在下颌下面往水里张望,刘佳和阿莱在水边商量,我冲阿莱招招手,对她高喊下来,她犹豫了片刻,突然尖叫一声跳入水中,跳的真合适,溅起的水花正好落在华杨和刘佳身上,刘佳双手抱在胸前,冷得转了一个圈儿,终于也扶着水池边上的扶手,一点点沉入水中,她和阿莱游得差不多,不大会换气,因此只能在池边游,就像两只大蝌蚪。


我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下,尽量让肚皮贴在水底,向前游动,由于没带潜水镜,眼睛不久就被水沙得有点痒痒,但我还是能像鱼一样在水底滑动,水质清澈,能向前看很远,不时得绕过一双双站立在水底的脚,有人从我上面游过,我想到有一次也是在水底游,看到过一只男孩的手从女孩的游泳衣下面贴着大腿根的地方伸进去,被女孩的手拉出去的情景,我还看到过小男孩故意从女孩的两腿间游过,或用脑袋直接撞女孩的小腹,那都是什么时候呢?


我慢慢地把肺中的空气吐出来,身体渐渐浮出水面,已经到了对岸,我返身往回游,脑子里净是些稀奇古怪的念头,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游了几个来回,等我放眼四望找华杨他们的时候,水面上就剩下陌生的面孔了。


我爬上岸,看到那三个人在阿莱她们刚进来时坐的地方趴成一排,华杨手枕着一只胳膊

像是睡着了,阿莱和刘佳还在说着什么,我走到她们前面,挨着华杨躺下,这里背阴,地上

干燥凉爽,我跟刘佳斗了句嘴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是阿莱把我推醒的,退场的时间到了,我们四个分别往更衣室走,然后在大门口集合,一同坐车回学校,我们迈着软绵绵的脚步走进校门,我和华杨不禁心情沮丧,越往前走越后悔,想想后天的考试,心急如焚,我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宿*,背起书包直奔自习室。


自习室人满为患,连座位都找不到,一些学得不错的男生在给女生讲题,趁机谈感情,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平时自习室是公认的嗅蜜场所之一,但得手的大都是那些游手好闲的学生,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没过几个月,那些原来在他们身边愁眉苦脸的大笨蛋这会儿会扬眉吐气。自习室门前站着几个抽烟的学生,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地晃动着。我走出去时正碰上其中的一个认识我,冲我点点头,我对他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向教室走去,在教室门口遇到正匆匆往外走的华杨,他说教室太乱,什么也干不了,正要奔自习室,我告诉他自习室连他妈位子都没有,我们俩只好奔图书馆而去,图书馆里也是爆满,不知道那些人都是从哪里变出来的,一个个的占住自己的那个坑纹丝不动,像从地里钻出来的根茎植物,呆头呆脑地埋头书本,一片叫人感动的学习景象,我们拎着书包,经过这么一通折腾,都泄了气,身上粘乎乎的,尽是些不争气的虚汗,正是下午3点多钟,视力所及,到处是白晃晃的一片,头昏沉沉的,脚下却轻飘飘的一点根也没有,从图书馆往宿*走的路上,我们俩脚步迟缓,没精打采,手里的书包加倍沉重,里面装满了这个夏天里所有的绝望,回到宿*,我们各自跃上自己的床,分别以自己恶梦中最难看的姿势睡去,真的睡去了。

105


我还是讲讲我和华杨是怎么混过考试的吧,这源于焦凡的一句话。晚饭前,这个傻逼从外面进来,不小心踢了地上的脸盆一脚,于是我被吵醒了,华杨也应声而起,弄清情况后不禁破口大骂:“你丫干嘛呢!”


焦凡对这种粗暴态度早已习以为常,因此不慌不忙地收拾他的饭盆儿,出去时对华杨笑着说:“真他妈的难,就是有卷子都不一定过的去。”

说完,他故作摇动饭盆儿,让里面的破铝勺儿发出阵阵怪响,那个铝勺儿我见过几次,被他的利齿几乎咬成小铲儿,勺把儿七拐八拐,勺前端几个细小的死角上沾着牙垢,连当掏耳勺都不够格,他却不当回事,这家伙明知道华杨什么都不会,所以故意摆出一副轻松样,以为能叫我们心里不好过,他说完那句危言耸听的话后,得意洋洋地出门而去,叮叮当当地消失在楼道中,这时我头脑中灵光一闪,把头抬起来,对华杨叫道:“谁说有卷子不一定过的去!”


华杨起初没有听懂,片刻反应过来,冲我一笑,接口道:“要是有卷子,就一定能过去!”

106


半夜12点,教师楼的最后一盏灯灭了,几个青年教师从楼门口出来,不久,一个校工过来锁上楼门,然后沿着花园边上的一条柏油马路向另一座楼的值班室走去,这个过程刚好能被躲在学校花园里的我看到,花园里静悄悄的,我和华杨弓着身后退几步,长出一口气,依次躺在学校花园的草地上,虽然出来时抹了防蚊油,我的脸上还是被蚊子咬了一个包,头上是映在夜空里的树冠的黑影,在微风中轻轻摆动,叶子缝隙中有时会透过几点星光,倏尔就被摆动的树叶湮没了。暑热被风搅动着,缓缓飘上天空,草地就如同一个被太阳练了一天的婊子一样酣然睡去,体温渐渐消散,皮肤重又变得光滑凉爽。贴近地皮,似乎能听到小草生长的声音,一股湿湿的甜味在草尖上凝结,化解了土地里的腥味儿。


华杨在抽烟,烟头一明一灭的瞬间,我看到他脸的轮廓,什么表情却看不清楚,我已经抽了半盒烟了,喉咙里直发干,校园里还留有那么几声零星的声音,脚步声,说话声,关窗子声,自行车的轧轧声,这些声音不时传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越来越小,突然,在那么一刹那,一切都中断了,四周一片寂静,只剩下风擦过高高低低的植物所带来的自然的音籁,这种寂静从某一刻起就一直持续着,我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声,也听得见华杨的心跳声,夜里,我们俩的双眼闪闪发亮。


“像什么?”华杨问我。

“什么像什么?”

“我们俩现在。”

“电影里的两个中国侦察兵。”

黑暗中华杨笑出声来。

“走吗?”他对我摆摆下巴。

“再等会儿,还早呢,我想再渗会儿。”

“怎么了?”

“没怎么。”

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口香糖,撕开上面的锡纸,放进嘴里吃了起来,华杨捅捅我。

“什么?”我问他。

“别吃了,听着不舒服。”

“真的?”

“真的。”

我吐出口香糖,他长出了一口气,仰面朝天,双手垫在脑后。

“别紧张。”

“没紧张。”他小声说。


我随即伸手在上衣口袋里摸索,不久,掏出一张垫板来,那是我下午从家里火速取来的,是一张天蓝色的垫板,即使隔着几万重的夜色我也能准确无误地知道它是天蓝色,为了买这块垫板,我曾和父亲大吵一顿,原因是父亲买了一个红色的,可当时我就是喜欢天蓝色,父亲实在拗不过我,于是推着一辆自行车,我坐在前面的横梁上,一个商店一个商店地找这块垫板,当时我上小学一年级,是个人人称道的懂事孩子,但也有极其固执的时候,虽然那种情况很少发生,可发生一次就能把全家弄得团团转,我8岁时已经学会各种狡猾伎俩,为了达到目的,不惜使用让父母最头疼的办法,比如,我会故意装做去上学,实际上,我只是走到学校门口,然后直接折回家,在我们家楼下转悠一天,直到父母下班,才装做若无其事的放学回来,这种事我知道不会持久,果真,老师来家访,这时父亲就会问我到哪儿去了,我就死也不会说,叫他们胡乱猜疑,终于,在父母快撑不住的那一刻,我才告诉他们我的要求,这样要求便会立即得到满足,于是我又变成原来的好孩子,一切正常。这块垫板就是我用这种办法得到的,我记得它是在菜市口文化用品商店买到的,我在几块颜色和式样都相同的垫板中间挑了很久,一直挑得售货员和父亲都不耐烦了才算挑中这块我认为颜色最正的,很久以后,我对自己那一时期如此偏重于蓝色这个问题大惑不解,现在,无论是蓝色红色黄色绿色黑色白色在我眼中已经没有任何区别,我无法想象我当时的情感,无法想象当时父亲买错垫板颜色这一事情如何叫我愤怒和难过,一切成了过眼云烟,无从追忆,无从理解。这块垫板很长时间内成了我喜欢的一个玩艺儿,我甚至用它来代替尺子,也当做扇子用过,考试时把记不住的东西用削得尖尖的铅笔抄在垫板的一面,当然,如果老师发现,我只需用袖子顺手一抹证据便荡然无存。上初中以后,很少有人再用垫板了,可我用,垫板垫在纸下,钢笔在上面轻轻滑过,字写的又小又快,这个习惯直到改用圆珠笔时才被丢掉,但是垫板一直留在我的抽屉里。


那天夜里我差点给华杨讲那块垫板,但我最后还是忍住没讲,我还决定了不对任何人讲这块垫板,我用手把它重又装回我那个大得要命的上衣口袋,华杨忽然坐起身来,我伸了一个懒腰,也跟着坐起来,华杨对我说:“刚才,不知道为什么,我脑子里老是在想保罗·西蒙那首《寂静的声音》,咱们看《毕业生》时也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可刚才这首歌的旋律就是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一遍遍地回响,我真想回宿*去听一遍这首歌。”

“弄到卷子咱们去我那儿听,可以听一夜。现在,咱们还是走吧,一点了。”


我们站起来,一人嘴里叼一支烟,从小花园边上的柏树墙上跳出来,拐上柏油路,一直走到教师楼的后面的空地上,这里平时没人来,杂草丛生,草丛里积着厚厚的从教师楼窗户里扔出来的垃圾,踩上去深一脚浅一脚的,傍晚时我们来过一趟,所以也没费多大力气就走到从左边数第三个窗下,那是一楼的男厕所,窗子的插销已经被华杨弄开,我踮起脚尖,用手一拉窗子外面的把手,窗子吱地一声开了,我立刻翻了进去,身上蹭了不少窗台上的土,我蹲在窗台上,把华杨拉上来,我们依次跳到地上,厕所的门半开着,可以听到走廊里的动静,我们先站在门边,侧耳细听,楼道里安静得出奇,我们又等了一会儿,见无异常,于是从容地从厕所内闪身而出,贴着墙壁向前悄无声息地前进,等上到二楼时我们已经走得大摇大摆了,眼睛也适应了楼道内的黑暗,我们上到四楼,沿着楼道一直走到顶头,在一扇上面标明打印室的门前停住,华杨拧亮手电,我把垫板插进门缝,顶在正对着撞锁舌头的部位,


再用力向前顶住,华杨把门向前一推,再往回一拉,啪地一声,门开了,我和华杨相视一笑,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用力一握,然后走了进去,我走到窗前,把窗帘一个个拉上,华杨把碍手碍脚的椅子搬到一旁,然后再次拧亮手电,但见桌子上和地下到处是一摞摞的卷子,有的已经卷成一卷儿,包好,靠墙立着一个保险柜,我过去抓住把手轻轻一拧,竟是开的,华杨已经开始在卷子中找了,我因为没有手电,只好静静地坐在一张写字桌边,看着华杨在那里东翻西找,不时小声说一句:“又一门!”

我问他:“几门了?”

“咱们班的还差一门,就是后天那一门,你找吧,就差那个保险柜了。但你媳妇儿她们

班的都齐了。”

我从他手里接过手电,在保险柜里一摞摞卷子看去,终于在第二格找到了,我把最上面一份拿出来,把保险柜关好,交到正在桌边整理的华杨手里,华杨把它们摞起来折好,然后我们一同把现场恢复原样,关上门,化成两股黑烟儿溜出了教师楼,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大学考试带给我们的烦恼,在以后的两年里,我们在考试期间除了看那些苦学的同学的笑话之外,并无其它事情可做。

想不到一切竟是如此轻而易举!

107


记得上小学时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叫做《金钥匙》的寓言,说的是有个小屁孩非常不聪明,因此老学不好,有一天,他找到知识老人,向他要打开知识宝库的金钥匙,知识老人把他带到知识宝库的大门前,然后让小孩伸出手,在他手心中写下“勤奋”两个字,然后煞有介事地说:“这就是那把金钥匙。”

那个小屁孩认真地想了想,然后愚昧地对知识老人说:“老爷爷,我明白了。”

从此,那个小孩天天闻鸡起舞,凿壁偷光,终于成了一个知识分子。(当然我不是说小孩变成了色情狂。)


自从我们偷到考试卷子后,我曾对华杨讲起过这个寓言,他不耐烦地听完后说:“知识老人是个骗子,小孩长大了不是变成蠢货也会变成骗子。”

“什么意思?”

“小孩是大学生,知识宝库是大学,知识老人是老师,而金钥匙是考卷。”

108


当然,有目共睹,我和华杨在那次考试中表现不俗,成绩大多在70分左右,(我们不敢考太高,怕露马脚,)阿莱得了一个意料之中的全班第一,大考完毕,我们一起把阿莱的奖学金吃了,我把宿*的被子拆洗了,被套和褥子晒好,脏衣服全部抱回家用洗衣机洗干净,又为去厦门做了些准备,刘欣比我们晚三天考完,他瘦了一圈儿,并且还有两门不及格,阿莱报了一个暑期托福班,准备突击学习英语,参加10月份的托福考试,陆然比我们早考完,忙着联系出发的事宜,徐通天天泡在练习室敲鼓,总之,一切都按部就班。


不久学校放了假,我们又集中在一起练习了三天,出发前一天下午,在四川饭店,我们在那个挺豪华的营业厅中用了一个多小时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地大吃了一顿川菜,8个小时之后走到西单路边的一条偏僻的小胡同时,又在其中的一个劣等厕所里,用了一个小时满头大汗、神色紧张、痛苦不堪地把那些川菜拉了出来。

第二天,上午10点钟,我们一行人吵吵嚷嚷地来到火车站,10点38分,火车喘了几口粗气,一声怒吼,带着我们,开始了贯穿中国南北的长途旅行。当时空气干燥,阳光灿烂,阿莱和其它几个送行的朋友站在站台上,摇动手臂,高喊再见,情景甚是动人。

109


车厢并未满员,稀稀拉拉地空出一些座位,乘客形态各异,列车员时有穿梭,列车驶出北京站后,我从包里拿出昨天阿莱叫我带的一个西红柿吃了起来。

我的座位旁边坐着一个小男孩,脑袋圆圆的,两只眼睛总在不停地眨动,眼珠乱转,他总是问他妈妈一些问题,弄得他妈烦得要死,比如他看到一个断腿的人拄着拐杖从面前走过,他盯着看了好久,然后推推他妈,问:“刚才走过的那个人为什么只有一条腿?”

他妈妈放下手里正在织的毛衣告诉他:“因为那人是个残废。”

小孩想了想,又问:“那为什么残废少一条腿?”

他妈妈被小孩一推,毛衣针从毛线里脱了出来,于是毫不犹豫地抬手扇了小孩一巴掌,不耐烦地说:“残废都没腿,你这个傻瓜,这都不懂!”

小孩一手捂着脸,一边准备向后躲闪他妈妈的突然袭击,一边不服气地反问:“黄花鱼也没腿,它是残废吗?”

我们一帮人听得齐声大笑起来,他妈妈生气了,劈手又给了小孩一巴掌,打得真准,小孩一躲没躲开,用手揉着脑袋被打中的部位,他妈气哼哼地说:“住嘴,你这个小王八蛋!”

小孩更不服了,小嘴噘起老高,大声说:“王八蛋谁生的?”

我们轰笑起来,小孩他妈揪过小孩横在腿上就揍,小孩大哭起来,我们连忙劝开。

110

列车就这样,拉着乱哄哄的人们向前飞驰,只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天津,在站台上,我们隔着车窗买了二块五一斤的假狗不理包子,吃了两口就吐到站台上,火车继续前进,不久就进入了河北,我们看到了一大片一大片的玉米地,玉米叶绿得要死,阳光下,层层叠叠地交织在一起,随风舞动,玉米地一过,便是被太阳晒得干裂的土地,天热得叫人发疯,热浪不断地从车窗外猛扑进来,我们不停地聊天,不停地喝水,不停地轮换出发去寻找没有人的厕所,列车在沧州出了点小事故,服务员告诉我们,是旅客还没下完,车就开动了,把十来个旅客甩到站台上,不幸中的万幸是没人受伤,列车又前进了,只一眨眼就到了德州,我们从站台上买了一只五块钱的扒鸡,半个小时后就证明那是只瘟鸡,因为吃的最多的刘欣和华杨把车厢两头的厕所前后足足占了有五六个小时,下午4点多钟,不知有谁叫了一声黄河到了,我们一窝蜂似的把身子探出车外,准备亲眼目睹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的摇篮,谁知我们看到的却是一条比北京的护城河宽不到哪儿去的像水沟似的玩艺儿,里面流着些叫人恶心的黄汤儿,我们全都大失所望,缩回座位,不久,济南到了,我们到站台上买了一些山东特产,其中高梁饴甜得人不停地喝水,怎么吃都觉得有一股毒药味儿,薄饼一嚼就碎成粉末,弄得人浑身上下都是,痒痒得要命,辛小野宣布说,再也不吃站台上买的东西了。

111


列车又把淄博、潍坊、泰安、兖州甩到脑后,我们几个人全都口干舌燥,腰酸腿疼,这时汽笛一声长鸣,火车进入了江苏,冲进了徐州站,我看看表,已是晚上9点,我们已坐了将近11小时的火车,向南行进了800公里。车上的人越来越多,过道被塞得满满的,座位下面神不知鬼不觉地被占领了,用来睡觉。

112


快两点的时候,不知有谁高叫一声:“长江到了!”我立刻把陆然辛小野华杨刘欣徐通叫醒,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把头伸出窗外,这时来了一个列车员,她把我们揪了回来,并告知关上窗子,透过那块脏得像调色板似的玻璃,我们看到了灯火通明的长江大桥,下面一条条小船连在一起,由一个汽艇拖着缓缓向前,汽艇上面的烟囱冒着白烟,引桥下面万家灯火,像个热闹的坟场,长江江面宽阔,江水汹涌向前,还没等我们看够,火车一下子就冲了过去,把那些灯光远远地抛到了后面,一会儿就重新钻进黑暗。不到一分钟,前面又亮了起来,到了南京,我们那帮人,已经再一次进入了梦乡,在南京站,火车也只停了一刻钟,我走下列车,躺到站台上,伸展了一下四肢,然后回到车上,车厢振动了几下,又重新起动,带着我们向南拼命扎下去,它喘着粗气,就像一只被无数鞭子抽打的牲口一样,简直就是马不停蹄,这时那个徐州大汉把空酒瓶往窗外一扔,脑袋向下一低就睡着了,车厢里的人都东倒西歪地睡成一片,地上的人把过道塞得满满的,连根针都插不进去,其情势甚是可怖。


我歪头看到了挨着窗口坐的陆然,他不知什么时候醒来了,把头伸到窗子边上,呆呆地向窗外望着,头发被风吹得狂舞,像妖怪似的,他一言不发,自顾自出神,仿佛被某种神秘的东西抓住了一样,眼睛里闪着迷狂的光,我不知他在想什么,但他那种样子叫我心里感到不舒服,感到恐惧,突然间,我被一种不祥的预感击中了,我盯着他看,越看就越觉得恐惧,越看越觉得不正常,我没有叫他。


列车有节奏地摇晃着,车厢里光线晕暗,窗外的风变得潮湿了,刮到人身上就贴在那儿一动不动,我从空气中闻到了南方的气味,我意识到我们已经到了南方,可列车仍然拼命地向前狂奔,带着我们,向着南方,向着无边无际的黑暗猛冲。


我已经30多个小时没睡一分钟了,沉积多时的倦意一下子就把我卷走了,飞向不知什么地方,在我还有意识的最后一刻,我又看到陆然,他保持着原来的那个姿势,身体孤独地弯曲着,嘴里叼着一支烟,谁也不知他在想什么。


列车装着整整几十车厢的梦在黑暗中飞驰,那些黑暗的、明媚的、下流的、肮脏的梦被颠簸得忽上忽下,有的人的嘴角在流着口水,有的人在打鼾,有的人面带菜色,愁苦不堪,有的人则在梦中舒展皱纹,露出微笑,所有这一切,都不自觉地跟着列车向南、向南,向着他们的希望,向着他们的地狱,向着等待他们的一切,不停地飞驰,它越过镇江,穿过常州,在无锡打了个哈欠,又奔向苏州,在真如喘了一口气,稍息片刻,就一路流星赶月似的向上海疾驰,等我一觉醒来,列车已过了上海,在太阳的万道金光之中行进。

113


车上的人在上海下去不少,但更多的人从上海涌了上来,人们在梳洗刷牙,厕所和水管子前排起两条长队,人们像还了魂儿一样四处晃动,扩音器里播放着老掉牙的流行歌曲,列车员一路叫喊,分开人群,兜售早点,我听到华杨站在椅子背上,冲下面大声喊叫,让大家帮他拿东西,辛小野在发口香糖,陆然不知何时睡去,这时也醒了过来,刘欣拿着一条脏毛巾在不停地擦脸,把脸上的青春痘都擦破了,他把毛巾往窗前的挂衣钩上一挂,辛小野一眼看见,立刻趁其不备,随手扔出车外,我由于没睡好,头痛欲裂,眼睛又干又涩,非常不舒服,我从陆然手里接过一瓶矿泉水,漱了漱口,然后去排队洗脸。等我回来的时候,那帮人已经开始吃面包了。


车厢里足足乱了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安静下来,一半人在聊天打牌,读黄色小刊物,另一半人在呆呆发愣,车从杭州开动时,我抬起手腕子看了看表,10点40,距我们离开北京已经整整24个小时了,我们向南行驶了1600多公里,关于北京的一切都成了过眼云烟,显得极不真实。现在火车正行驶在江苏省,窗外已经完全变成了陌生的南方景色,我看到窗外闪过绿色的稻田,灰色的水牛和破烂的木船,看到了铁路两旁的南方村落,南方明媚柔和的天空,空气变得更加潮湿,带着一股甜味儿,绿色的山丘连绵起伏,太阳光秃秃地挂在天空,发出比北方的太阳更加热烈的光芒,我的衣服都发了粘,像岸上的鱼一样张大了嘴呼吸,列车在下午两点多过了金华,又向南跑了一个多小时到了衢州,那儿的站台上有两颗椰子树和一些又脏又瘦的南方小孩,他们踮起脚尖向我们出售一些叫不出名的水果,还有的小孩把一些五颜六色的石子泡在水里向旅客兜售,有几个小孩根本没穿鞋子,光着脚在滚烫的站台上跑来跑去,我买了几个水果,咬一口才发现酸得厉害,汽笛一声长鸣,向上饶冲去,我们拿着地图开始争论在鹰潭下车过夜再转站去厦门,还是到来舟再下,最后总是决定不下,正犹豫间,列车到了鹰潭,穿过江西,进入福建,天慢慢黑下来,列车在邵武停了一下就向来舟开去,我和陆然换了座位,趴在窗边,看到一轮伟大的红日西坠,给南方的田野和群山披上了一件金色的神秘的晚妆,少顷,天空变成了玫瑰红的世界,眼前的和远处的景色渐渐黯淡下来,消逝在巨大的天空之下。到了此时,我已强打精神,苦撑了一整天,累得昏昏沉沉。


辛小野不知何时从对面坐过来,和华杨腻在一起,看到他们,我想起阿莱,不觉情绪有些低落,我从包里拿出一本纪德的小说集,看其中的一篇《背德者》,光线忽明忽暗,只看了几页便觉眼睛酸疼难忍,一阵头晕过后,沉沉睡去。

114


半夜醒来,口干舌燥,我发现除我之外,其它人都没睡,除辛小野外都神情呆滞,一个个作泥塑状,辛小野和一个温州人聊天,看样子还挺亲热,那个温州人是个旅游鞋推销员,和辛小野讲生意经,辛小野故意逗他,那家伙于是傻相毕露,我从小桌下面拿到一瓶矿泉水一口气喝了半瓶,然后走到过道里伸伸懒腰,来舟快到了,我们一行人收拾行李,辛小野和那个温州推销员依依惜别,我们跳到站台上,只见那个温州人手里紧紧攥着辛小野给他留的假地址,从车窗里向辛小野招手,列车拖着他向福州开去,我们一行六人,站在站台上,一个个不停地晃动,好像仍在火车上一样,那时已是半夜3点了,我们先到站台的水管子边把浑身上下冲了个遍,然后走出夜色中的站台,忽然间,我们发现,我们被丢在了离北京2400多公里的南方小镇来舟了。

115


所谓来舟站,不过是由一段谁都可以毫不费力纵身跃过的半截围墙组成,原来倒是有几个人和我们一齐出站,可他们在我们稍一犹豫的时候一下子全不见了,我们六个人狼狈不堪地站在出站口的那一小片空地上,一个个头昏眼花,摇摇晃晃,华杨对我招招手,问我饿不饿,我感觉了一下,肚子里忽忽悠悠的,也不知有些什么,辛小野靠在华杨身上,一个劲儿地说:“吃饭去吧,吃饭去吧。”她这么一说,刘欣先有了反应,接着是徐通,大家的目光一齐望向陆然,因为钱在他身上,他说行。前面不远有个警察,陆然过去问饭馆,那人大手一挥,往黑暗中一指:“一直走,再一拐就到。”


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按着他手指的方向一路走去,七拐八拐,从一条小街穿出去,前面是一座桥,我们没敢过河,就沿着河边走,不久,又遇到一条小街,街上没有路灯,黑得叫人望而却步,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路两边倒是有些像商店的房子,可都关门了,就这样,我们一路找过去,这条街走完,我们来到一个小空场,陆然说:“我怎么觉得刚才来过。”


大家仔细一看,岂止来过,这分明就是站台口嘛!这一通折腾以后,我的胃口锐减,可其它人却觉得更饿了,一列火车从铁道上隆隆驶过,大地随之微微震动,我们站在原地,头顶是一盏挂得高高的电灯泡儿,权作路灯,发出一团亮光,我估计了一下,灯泡大概有60瓦左右,加上站台口那两盏灯,将将使我们一群人能彼此分辨出谁是谁来,刚才在附近转来转去的那个警察此刻踪迹全无,空空的小广场上就剩下我们这几个人。大家都有点垂头丧气,不远处,有个小旅馆,关着门,陆然过去敲门,说是有床,但每人20块钱,明明是成心黑我们,陆然又跟那个半梦半醒的值夜班的中年人说了一会儿,退了回来,他说他知道哪儿有吃的了,我们跟着他走,跟我们走的原路相反方向,拐过一条小街,又往前走了不到五步,转头向右,只见一个小饭铺就在眼前,炉子用白磁砖贴着,上面一口大锅,咕嘟咕嘟正开着,煮着一些骨头之类的东西,锅上面吊着一个电灯泡,店铺里面放着三张油腻的桌子,房顶挺高,由两三根电线吊下来两三盏灯,两个形容憔悴的妇女迷迷糊糊地等在那儿,就是她们,给我们六个人做了六碗味道鲜美的南方水饺,我们围着一张小桌子狼吞虎咽,风卷残云,片刻就吃完了,大家趴在桌子上困得不行,我们要了一壶茶,只喝了几口,辛小野第一个睡着了,接着刘欣和徐通说着不困不困跟着睡去,我和华杨陆然疲惫不堪地聊着天,心里盼着天快点亮,就那么干挺着,一直混到5点钟,天蒙蒙亮了起来,我因为整夜抽烟,胃里隐隐作痛,华杨叫醒了大家,我们一行人走到河边,太阳从东边的地平线上露出一道金边儿,把天边的云映得通红,东面的天空也变成黑红色,河水倒映着天光云色缓缓向东流去,我们站在桥头,被拂面而过的晨风吹得摇摇欲坠,瑟瑟发抖,四周寂静异常,如果不是火车的汽笛声划过夜空,我们都会以为自己置身于一个死城。


太阳渐渐攀升,河对面的群山依次显出轮廓,桥上开始走过行人,环顾四周,一个破旧的小城几乎是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们眼前,总之,一切又陌生又叫人觉得有些凄凉,我的头脑麻木而呆滞,严重睡眠不足,心情沮丧,有点恶心,双腿僵硬,后背失去知觉,眼皮沉重,如果别人不是跟我差不多的话,我真没力气再挪动一步。

我们走到桥下,沿着河又走了一段,天色大亮,河边有一块空地,我们放下背包,徐通从他的包里拿出一件雨衣铺在地上,我就躺了上去,别人我不知道,反正我倒在那里,大声地跟其余的人说了几句胡话,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太阳照在我脸上,晒得我连打了几个喷嚏,我费了半天劲才睁开眼睛,四周静悄悄的,雨衣上除我之外还躺了两个人,是陆然和徐通,他们睡得正香,我看看表,正是中午。我用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然后向城里走去,来舟在全国地图上无论如何也是一个小圆点,可实际逛起来还不如我们学校大,我们学校在中国地图上根本就找不着。我沿着从桥头一直延伸进去的窄街一直走,在一个路边小店外喝了一瓶汽水,然后又在昨夜我们吃饭的那个饭馆吃了一碗水饺,大约用了一个小时,把整个小城走了两个来回,没有什么让我感到新鲜的东西,我第二次经过火车站时碰到了刚从录相厅里出来的辛小野华杨和刘欣,三个人眼泡儿浮肿,迈着七零八落的步子沿街而来,跟我擦肩而过,竟没有认出我来,我叫了他们一声,他们才转身冲我打招呼,看样子累得够呛,我们一齐往回走,到河边叫醒了陆然和徐通,六个人又转回车站签了傍晚5点20开往厦门的315次列车,然后到候车室里等。时间过得慢极了,中间陆然和徐通出去吃了一次饭,我开始坐在硬硬的凳子上看《背德者》,看完后读下面一篇《窄门》,刚读了几行,旁边坐的那个浑身怪味儿的福建人走了,我马上就地一歪,倒在椅子上,把书垫在脑后,沉沉睡去。

116


我被叫醒时大家已经开始排队检票,候车室里乱成一团,我背上双肩背,跟在华杨后面往前挤,挤过了检票口,冲到站台上,等了一小会儿,一百米外的红灯亮了,一列绿色的火车远远驶来,正是315次,慢慢减速,停稳,我们一涌而上,从列车的前端上车,一路从前往后挤去,希望能看到几个空座位,不幸的是,座位全被占满了,几个跟在我们后面的盲从者就留在最后一节车厢里,我们又回到列车中部,因为那里稍微松快一点。我们把包扔上行李架,连整理都懒得整理,六个人沿着过道站成两排,一个个情绪低落,辛小野在华杨耳边悄声说:“如果有谁给我让个座,跟他睡觉都行。”

华杨斜了她一眼,没理她。


这是一列叫人无可奈何的慢车,速度慢不说,每隔不到一小时就停一站,我的双腿站了一会儿就站麻了,车厢里又闷又热,小贩们在车里不知疲倦地钻来钻去,从前到后,又从后到前,就我所见,其中一个穿着花格衬衫的中年妇女就从我身前来回挤过三次,而这仅仅发生在我们上车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真想把她的货篮抢过来扔出车外。


我站在那儿,倍觉无聊,抬头忽见刘欣在搔痒,他先用手指甲抓头发,然后是后背,然后是腿,然后是胳膊,然后又是脸,看了一会儿,我忽然发现自己浑身上下也痒痒起来,我忍住了,停了片刻,那种痒痒的感觉越发强烈起来,我不由得伸出手……

117


车到沙贝,两个靠门的当地青年农民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对骂起来,他们真是君子,绝对的动口不动手,一个坐着,一个站着,用福建土话恶言相向,声音大得连火车的汽笛声都盖不住,周围有人劝了几句,不见效果,也就由他们去了,那俩人长得极其相像,短小精瘦,黑红脸,小眼睛,怒火冲天,两人全都浑身颤抖,一个人骂的时候,另一个就报以忽而鄙夷不屑忽而凶狠残忍的目光,心里沉思默想轮到自己时该用何种办法将对方骂败,就这样,从沙贝到三明,经过永安,又到漳平,列车就在他们的叫骂声中向南跑了将近200公里,就跟火车是某种牲畜,没有他们的吆喝就跑不动似的。


在漳平,站着的那个人下了车,坐着的那个像疯狗一样对着窗外又叫嚣了一阵儿,车开动了,坐着的那个向后一靠,目光仍旧注视窗外,一动不动,从我这里看去,此人就像武林绝顶高手那样一语不发,显得非常孤独。


两人吵架的声音消失以后,车厢里一时出奇的安静,只听见车轮轧到铁轨连接处有节奏的咣咣声,我烦燥不堪,心情恶劣,辛小野靠在华杨身上昏昏欲睡,忽听华杨低声对她说:“我没劲儿了。”然后推开辛小野,向下一溜,坐到地上,他一倒,剩下的五个人都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依次坐下,列车凌晨1点到达华安,狂叫一声,冲向前方,我们六人在极度疲劳的折磨下,浑身大包,一脸泥淌儿,以各种奇怪的姿势睡去,那情景,活像地狱中一刹那的定格。


在我的印象里,315次,这趟臭名昭著的慢车在深夜里满员行驶,所过之处,臭气熏天,乘员们土里土气,形迹可疑,面目可憎,心藏恶念,总之我此生再也不想见到这趟把我折磨得几近疯狂的破车,我睡了大约两小时,在恶梦中醒来,脚已经麻木得失去知觉,我站起来,喝了几口水,重新坐到地上,却无论如何再也睡不着,窗外漆黑一片,车窗被统统放下,车厢里闷得人喘不过气来,我往前又走了几节车厢,情况大致相同,于是返回原地,咬紧牙关,生生挺到了厦门。5点整,我把大家叫醒,整理行李,一分钟以后,汽笛一声长鸣,火车进站了。我们跌跌撞撞从车厢里挤到站台上,闻到了凉爽温柔的厦门的空气——这就是我们坐了两天三夜的火车,向南行驶了2820公里所要到达的地方。


天上满天星斗,路灯错落幽暗,接站的和被接的人在彼此呼唤,旅客不断地从车厢里冒出来,人们相互说着话,稀稀落落地连成一队,向检票口走去,出了站,一群小巴司机扑向我们,我们神色麻木地推开他们往前走,从一个老太太手里买了一份厦门市地图,在地图上找到了厦大,路边,一个刚刚开张的早点铺把我们吸引过去,我们吃到了包子,一人喝了一碗粥,这中间,华杨和刘欣抢地图,结果把地图撕成了两半,中间是曲曲折折的锯齿形,谁要是再看那份地图就得把两半哆哆嗦嗦地对到一起看,可无论谁也没有力气再看那份地图了。


天渐渐亮了,在距火车站不远的地方,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共汽车站,站牌子上写着2路,沿途大约要停七八次,那一端的终点站是厦门大学——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的家,我们的窝——让我们这六只野狗可以美美睡一觉的地方,可惜辛小野不这么认为,她再三强调说是五只野狗,为了保持一个女孩新鲜诱人的形象,她和我们拉开距离,进一步把我们比成五堆狗屎——“和一堆牛屎”,华杨接上说。

118


我们一行人全坐在马路沿上等公共汽车,左等右等不来,我们在那儿足足坐了半个小时,车站上已经来了很多人,我发现其中的一个女孩长得挺甜,弯弯的眼睛,白白的皮肤,头发剪成“三齐”的式样,穿着一条白裙子和一双白凉鞋,她的几个同伴在她身后靠着栅栏上聊天,我见她不时往我们这儿看上那么一眼,大概觉得我们的穿戴很可疑,不久,我察觉到她的好奇心,因为她现在已经开始不停地朝我们这边张望,目光从一个人身上转到另一个人身上,我深深吸了一口烟,振作精神,朝她招了招手,意思是叫她过来,她假装没明白,把头扭过一边去,我等到她转过头的时候,又朝她招了招手,她这次有反应了,身不由己地往前小心翼翼地挪了一步,我问她:“请问汽车什么时候到?”

女孩没理我,站到一边,转过头去。

我被弄得哭笑不得,一回头,十几双眼睛正盯着我,耳朵全都竖起来了,都等着看笑话呢。更令我气愤的是,凭我的感觉,这个女孩竟然把我们当成了农民。

我回过头来,看见女孩的肩膀后面的那几个小丫头也停止了谈笑,毫无顾忌地上下打量我,而对面的女孩的眼睛也笑成了一弯,显然我这形状猥琐的形象引起了她的兴趣,难怪如此,刚刚我还挺有风度地向她招手呢!

我索性走过去,一直走到女孩面前,再一次口气友好地问她:“车什么时候到?”

她犹豫了一下,告诉我:“还要半个小时,你们去哪儿?”

“厦大。”

“厦大?”

“你是哪儿的?”

“我就是厦大的。”

“那你认识苏黎吗?”

她惊奇地看了我一眼,点点头:“我就是苏黎。”然后疑惑地又把我们重新打量了一遍又一遍,说:“你们——你们该不会是那个乐队吧?

“我们正是那个乐队,超级赛车。你是来接我们的吧?”

她皱起眉头,四下搜寻着什么似的,疑惑地问我:“你们的乐器呢?”

我才这想到忘了取乐器,我们把身上背的包全都解下来,堆成一堆,然后对她说:“麻烦你帮我们看一下,我们马上就回来。”

我们那堆包周围的人纷纷躲开,有的捂着鼻子说:“怎么那么臭呀!”


我们一群人窜回火车站取乐器,路上,华杨和辛小野冲我一笑,辛小野说:“还行。”

“什么还行?”

华杨大声告诉我:“就是操操还行!” 


大家疲惫不堪地往回走,到了行李处,费了半天劲才取出了乐器,老实说,怀有把那些东西砸个稀巴烂的想法的人绝不止我一个,大家拿着它们,各自丑态百出地走着,老远就看见汽车站周围等车的人中就剩下那个女孩和我们的包,女孩站得离那堆包老远,冲我们大喊:“你们怎么那么半天呀,车早开了!”

我立刻建议坐下一班,她生气地说:“下一班?下一班得中午才来呢!”


我们坐上了小巴,每人一元,我和陆然一起数了数剩下的钱,八十二元七角,不知靠它们能撑到什么时候,也不知我们如何回家,忽然,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我的心头,但我对谁也没有说。因为坐了30多个小时的火车,走在厦大的路上时,我仍感到大地似乎在抖动,耳边尽是火车的咣咣声,女孩带着我们去宿*休息,她走在前面,一路上,我们这帮人看起来就像一支货真价实的要饭队伍。


 


回复:我的晃晃悠悠
bense 发表于:2005/7/10 22:41:42

对面,陆续来了几个同学,我撕开谭小燕给我的巧克力包装纸,一边吃一边和他们混在一起聊天。最后,人到齐了,我们就站在马路边上议论起要去那儿,结果意见非常不统一,因为这是班里的团支部组织的活动,而团支部又是由我们班新入团的几名叫人讨厌的人组成,他们在平时大扫除时可没人不听他们的,因为就他们自己干,轮到玩的时候,可就没他们的事了,他们不提则已,一提就遭到一致反对,我站得两腿酸麻,仍未见讨论结果,便坐在马路沿儿上看行人,最后,他们总算有了一个结果,一行人纷纷往西走,我跟着他们,不久,却见队伍分成两半,一半仍往西走,一半过了马路,我犹豫了一下,斜眼看见谭小燕也在那里跟我一块犹豫,我就往回走,她站在那儿,原地未动,足有两秒钟,最后,跟着我走下来,我们一前一后,到了动物园,我买了两张票,谭小燕和我一起向门口走了过去,到检票口,终于追上我,和我并肩走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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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一大早人并不多,四处弥漫着一股动物的臭味儿,几个园丁在把树叶扫成一堆,点火烧着,细细的蓝色烟雾从树叶的缝隙中缕缕生起,有些动物还在睡懒觉,熊猫馆也没有开门,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谭小燕在后面跟着我,背着那个大背包,我们看了斑马,蛇,狗熊,各种各样的鸟,猴山上的猴,还看了壮烈勇猛的非洲狮子,老虎还没出来,我们在外面空等了半天,大象懒洋洋地吃着草,一只象牙已经掉了,美洲羚羊慢慢走动,长颈鹿呆头呆脑,总之,没什么可看的,谭小燕一反平时的疯劲儿,很少说话,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我们晃了一上午,出了动物园,沿着马路向西走,一直走到332路车站,上了车,坐了一站就下来了,我们买了票,进了紫竹院,找到一张椅子坐下来。

 

谭小燕把包抱到腿上,打开,问我吃不吃这个,吃不吃那个,忽然间,我们俩的目光碰到了一块儿,我发现自己喜欢上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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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什么是爱,那时候全然不清楚,只觉得此人清新可爱,细脖子上的绒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乌黑的头发一根根顺流而下,皮肤白皙,两只眼珠有黑有白,胳膊又细又长,欠着脚尖,两条腿不停地抖动,脑袋转来转去,笑起来嘴角伸向两边,露出两排小黄牙齿。不知为什么,谭小燕和我坐了半天竟然没有背单词,我们一起看走来走去的游人,一对夫妇带着一个小孩从我们身边路过,小孩手拿滋水枪瞄来瞄去,一个小女孩想让她妈妈带她去动物园,一个老头被家人扶着往前走,几个外地人请我们给他们照像,我端着相机,从镜头里看到他们在背后的湖光山色掩映下,一个个努力作快乐状,就对准他们脚下拍了一张,临走时他们谢了我。


本来我和谭小燕在一起时彼此聊的话题很多,考试啦,球赛啦,电影啦,总之,似乎我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但奇怪的是,那天我们几乎没说什么话,我们呆头呆脑地坐着,仿佛犯了什么错误似的,至于犯的什么错误,我们都有点心照不宣,我有点担心,怕万一同学们发现了我们不在会怎么想,但同学们分成两拨,他们怎么可能知道我们俩跟哪一拨去玩呢?即使他们第二天彼此通了信儿,知道我们哪一拨都没去,又怎么知道是我们俩在一起呢?


我跟谭小燕说:“走,咱们找一个地方吃东西。”她跟着我走向湖边,我们绕着湖走了半圈儿,爬上紫竹院北面的一个小山,钻进矮树丛中,那里每隔十步就有一对恋人在谈恋爱,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想谭小燕也一样,终于,我找到一个远近没什么人的地方,坐下来,那是一处斜坡,谭小燕往草地上铺了一张旧《人民日报》,把吃的东西摆了上去——两听可乐,一包饼干,一袋开心果,一包杏脯,一包牛肉干,一包炸土豆片,她打开我的背包,结果只发现了一瓶啤酒和一块面包,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把报纸占得满满的,我坐在她旁边,看着她操持一切,我们中间就隔着那些食物,山背后隐约传来公园游乐场扬声器里播出的音乐声,地下的草色青黄,身边矮树丛的叶子还没掉光,天是那么蓝,一缕云彩像一支白色小艇在天际缓缓驶过,距我不远处有两朵野菊花,我探身过去摘了下来,花瓣已经有点枯萎,但仍旧挺好看,我把它送给谭小燕,她犹豫了一下,接住了,在手里看了一看,丢到报纸中间,我并不饿,但不知为什么却大吃特吃起来,谭小燕也跟着我一块吃,我们俩个像竞赛似的风卷残云,不久,东西吃完了,报纸连同上面留的残渣被我们卷起来丢到一边,我们俩之间是原来铺报纸留下的一片空白。我向谭小燕那一边挪近了一点,开始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奇怪的是气氛极不自然,谭小燕为迎合我的话题所说的话也是牛头不对马嘴,我又往她那边挪了一点儿,我们几乎碰到一块去了,一对青年男女从不远处的树丛中钻了出来,男的弯着腰拉着女的的手在前面探路,女的跟在后面,背着一个式样古老的小包,吊在离地二十厘米的地方来回晃悠,他们像游击队员那样很快消失了,我们俩同时注视着他们走后仍旧晃动的树丛,太阳吊在天上,照着我的侧面,我转过脸,看到她的眼睛,她立刻低下头,右手不停地揪着地上的草,揪下来又放回原处,但身体却偏向我这边,我闻到了她头上苹果香波的又酸又甜的味道,她的头发在她揪草的一瞬间的摆动中忽然蹭到我脸上,我感到有点痒,这感觉顺着我的脸一直传到我的身体各处,我的右手,本来撑着地,不知为什么一抖,我们俩的脸就碰到了一块儿,一股温暖的泡泡糖的香味从她嘴角散发出来,我们的嘴角贴到一起,我伸出手抱住她的肩膀,她的肩膀有点僵,甚至还抖动了一下,她一缩,一下子滑进我怀里,我搂住她,她闭着眼睛,长睫毛的阴影清晰地显示在眼睛下面,小尖鼻子紧张地呼吸着,我把脸和她的贴在一起,她便和我亲吻,起初,她闭着嘴,我的嘴唇总是碰到她的黄牙齿,不久,她的小舌头就从牙齿后伸出来,叫我惊奇的是,舌尖上竟顶着一块泡泡糖。她的手伸过来,抓住我的手,抓的挺紧,直至我们俩儿的手心都出了汗,她的身体这时已经变得柔软了,我们一言不发地搂在一起,我感到她是那么柔顺,好长时间,她张开眼睛,有点难以置信地看了我一眼,立刻就闭上了,我们的脸贴得那样近,以致于我能清楚地看到她脸上的细小绒毛,我的手贴近她的乳房,但不敢去摸,我们就这么抱了很久,也不知有多久,反正我们开始分开的时候,天色已经完全黑了。


我们往回走的路上,她紧紧拉住我的一支胳膊,我们有点心慌意乱,快走出公园时才突然发现我们的包儿落在那儿了。我们取回了包,这时才开始滔滔不觉地聊天,在332车站,一辆辆公共汽车从我们面前进站然后离开,我们还是原地未动,我们谈了好多,其中她提出了一个怪问题搅得我心神不宁,她问我:“我要是怀孕了怎么办?”我问她:“你怎么知道自己会怀孕?”她开始说两人在一起就会怀孕,在我的追问之下,她说了实话,告诉我,她知道两人在一起接吻就会怀孕,以我当时的性知识,足以解释她怀不了孕,但我的那点可怜知识也是道听途说,并没有什么确切把握,也没有什么实际例子,只好*统地告诉她,要是真想怀孕,还缺一道步骤,只有先接吻再耍流氓才行,二者缺一不可。她当时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以为她明白了,不料过了两天我们下完课单独约会的时候她又刨根问底地要我告诉她什么叫耍流氓,“是不是——”她的两眼溜向自己小小的乳房,我摇摇头,她倍觉困惑,我呢,不是不想告诉她,是没有太大把握,又过了几天,我已经摸过她乳房的时候,她不知从体校的哪位姐们儿的嘴里套出了耍流氓这三个字所表达的意思,忽然对我说:“我知道什么叫耍流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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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小燕自从跟我混在一起之后,学习成绩更是一塌糊涂,但是她不那么认真了,有点自暴自弃,有一次,她非常诚恳地告诉我,她是个笨女孩,我对她说,这一点我早就知道啦。这下可激起了她的学习热情,我们放学后逃了体校的训练,流窜到宣武公园,她在天没黑的时候坚持看书,我不知我一边亲她一边摸着她的乳房她如何看的进去,但她确实在一板一眼地看,还翻篇儿呢。天黑以后,我们就相互考,那情景想必十分可笑,两个搂在一起,远处一看以为在说什么重要的事,走近一听原来在一问一答。“狐狸?”“FOX——F—O—X”,“水?”“WATER—W—A—T—E—R”,就跟特务对暗号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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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半年,紧张的要命,在学校还得装做相互不认识的样子,可真是考验我们,谭小燕那时私下里认为自己已经变坏,并且把责任推到我头上,我则提心吊胆,生怕哪次出去叫人发现,初三下半学期分快慢班,我被分到快班,谭小燕分到中班,这时情况才有所好转,有一阵儿,体校有个足球队的家伙看上了谭小燕,天天到校门口堵她,我于是叫摔跤班的哥们儿帮忙打那个孙子,不想这事越闹越大,曲曲折折竟闹到学校,我们分别挨了一个处分,差点被开除,总之出乖露丑,最后,我们的家长亲自出马,天天接送我们,体校也不让去了,每天放学,我爸和谭小燕他爸各占学校门柱一头,互不搭理,接到自己儿女后便自顾扬长而去,我们俩彼此躲避,我一瞧见她心就卜通一下沉了底儿,夺身便走。总之,一切化为烟云,我们也曾想尽一切办法见过一次面,我差点带着她远走高飞,实际上,也确实走了,坐332路跑到颐和园,又坐了回来,因为关键时刻,谭小燕吓哭了,于是便没了下文,高中考试完了以后,我们各自上了不同学校,从此再没有碰上过,一上高中,我又搞上了向晓飘,因此连想她的工夫都没有了,也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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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有一次,在我上高三的时候,同向晓飘约会回家,路过谭小燕家,我头脑发热,在她们家楼下站了一会,心中感觉无法讲清,后来我走了,我看到她住的那间小屋的灯还在亮着,还是那种桔黄的颜色,窗帘由原来的花窗帘换成了浅绿色,我本想在楼下抽一支烟就走,不知为什么抽了三支,我对向晓飘讲过谭小燕,什么都讲了,但这件事没讲,我告诉向晓飘,“后来,她们家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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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男厕所的墙上经常被有些人画一些奇怪的东西,比如下流话、女性生殖器等等,不一而足,虽不久便会被清洁工擦去,但好事者仍乐此不疲,所以,那面墙永远凌乱不堪,这也是大学不同于中学的特征之一。我进去的时候正碰到李唯蹲在那儿拉屎,两眼紧盯着前面的墙,今天墙上画的是两只大乳房,老实讲,画的不怎么样,可李唯的下边还是硬了起来,黑乎乎的,伸出挺长,他见我往那儿直看,恼羞成怒,对我大喊:“看什么,还不滚蛋!”话音未落,一截屎“扑嗵”一声掉进坑里,我哈哈大笑着逃开了。叫我奇怪的是李唯居然叫住我,声音一声比一声急切,我以为他没带纸,为了让他不至于沦落到摹仿原始人的地步,我好心又转了回来,不料他蹲在那里得意地告诉我:“基础部王主任找你,刚刚还去过咱们班”,又幸灾乐祸地补充道,“这个不幸的消息轮上我来告诉你我深表遗憾……”话音未落,又有一截屎应声而落,像是特意为了加强语言效果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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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主任找我是不会有什么好事的,我心里七上八下地走出厕所,站在楼道里稍作停顿,吐出了嘴里叼的一截烟头,便直奔基础部而去。我走到二楼写着“基础部”三个字的门前停住,先检查一下衣服扣子系没系全,我知道王主任对这种事非常在意,记得有一次我早上进校门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传达室门口,什么话也不说,上来就给我系上了胸前敞开的两个扣子,我试图解释一下天气热,可是他拍拍我的脑袋叫我走了。他长着一对凤眼,眼梢向上挑的那一种,目光柔软,一生都是脉脉含情的样子,虽然现在已经50多岁了,可还是没个男人样儿,不知他年轻时用这双俊眼撩动过多少女孩的心,现在老了,头发花白,牙齿不全,脸上出现一道道皱纹,颜色如同胡同厕所的墙壁,但目光仍然水波荡漾,令男的见了如同嘴里忽然飞进一只苍蝇,女的见了不寒而栗,我要见的就是这么一个人物。我敲敲门,里面传出一声“进来”。


我推门走进去,王主任从一摞档案中抬起头来,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自己原地不动,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发出“咕咚”一声巨响,我在他桌子对面拉了一张椅子坐下,我们俩沉默片刻,王主任的手不停地哗哗翻着几张纸,而我则把椅子坐得吱吱怪叫,终于,他开口了:

“周文,是吧,周文。”

“我是周文。”

“你这学期到现在旷了多少节课了?”

“我也记不住了。”

“怎么会呢?”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

“那么,这是你们班的考勤表,你数一数,多少节?”

王主任把考勤表从一摞纸中挑出递过来。我接到手里,数了一下,还给他:“五十多节。”

“校规上规定旷课五十节应做什么处理?”

“开除。”


我们俩陷入沉默,一时间,房间里静得连汗从毛孔中流出来的声音都听得见,天花板上,一只小虫静伏不动,我仔细看去,认出是一只臭大姐。我盯着那个小东西看了好久,真希望它飞下来,一直飞进王主任半张半闭的嘴里,好让他不再说出下面的话。

好在王主任并没有说出下面的话,我们一语不发,王主任翻着档案,我盯着那只臭大姐,集中意念,想让它完成我小小的愿望,可那个家伙像是睡着了。


电话响了,王主任拿起电话匆匆说了几句,然后对我说:“你考虑一下,我一会儿就回来。”

说罢走了出去。

我从兜里掏出一盒都宝,走到窗前,拉开窗帘,让下午的阳光直射进来,然后点上烟抽了起来,窗外的操场空荡荡的,破旧的篮球架上油漆脱落,木板间的裂缝清晰可见,一小截球网像人去楼空的蜘蛛网那样挂在半空,球场外的草地东一块西一块,有一棵小树没有种活,一片叶子也没有,孤零零地竖在草地旁边,与一排健康生长的小树形成鲜明对照,再往前,是学校砖红色的围墙,上面竟然围着一圈锈得要命的铁丝网,不知作何用途。围墙外是一小片杨树林,是那种钻天杨,树干笔直,叶子绿得刺眼,抱成一簇,像绿色的火焰一样向天空燃烧着,煞是壮观。我收回目光,从王主任的桌子一侧拿过几份折得整整齐齐的《中国青年报》,一行行看了起来。


王主任回来时我正看报看得出神,他故意放着桌子间的一条通道不走,从我身边擦身而过,咔嚓一下坐在我对面,笑咪咪地看着我:“怎么样,想得怎么样了?”

我边放回报纸边顺嘴而出:“想好了。”

“喔?谈谈?”

“谈什么?”

王主任笑容陡然收敛:“你不是想好了吗?”

“想什么?”

“你怎么还问我?”

“我……”

“我走这么半天你都干什么呢?”

“等您呢。”

“噢。”

王主任皱皱眉头:“这样吧,长话短说,我告诉你学校的决定,是这样的,你现在就像在悬崖边上,要是推你一下呢,你就掉下去了,要是拉你一把呢,你就上来了,当然了,学校是不会推你的,考虑到你刚上大学,总得有一个适应过程,所以学校决定给你个记过处分,你觉得怎么样?”

“嗯。”

后面王主任说的话我没怎么听。但我知道他一定没少说,因为我坐都坐累了。

可是他仍没完没了地说个没完,我由他说去,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眼睛盯着自己的脚尖。


“你老说嗯干什么?”王主任的声音忽然高了起来。

“嗯。”我又点点头,这下可坏了,王主任凑了过来,我立刻清醒了一半儿。

“你为什么旷课呢?”

我只好如实回答:“听不懂。”

“为什么听不懂?”

“因为以前没听懂?”

“为什么以前没听懂?”

这种问问题的方式搞得我目瞪口呆,我只好捡老师想知道的结果回答,不然他是不会放过我的。

“因为我根本就没听……”

王主任脸上突然闪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表情:“啊!你没听,我就知道你没听!”转而,他的语调又严厉起来。

“可你为什么不听?”

“因为我听不懂。”

“你为什么听不懂?”

“因为我没听。”

我们俩相互看着,无可奈何,提问和回答把我们给搞晕了,谁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王主任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擦擦头上的汗,瞪着我想了一会儿,忽然一拍桌子,目光重又落到我脸上:“周文,你听着。”

我使劲集中精神,竖起了耳朵。

“我问你,你为什么因为听不懂就不听课?”

王主任的身体向后躺去,脸上露出得意的微笑,长长嘘了一口气,然后就假装不看我,意思是说,瞧,这下被我难住了吧!其实我早察觉到了,他的眼梢不时向我这里吊上那么一眼,活像大喇的飞眼儿,弄得我魂不守*,恶心的要命。我想,要是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在就好了,他可是个语法方面的权威,一次,他在黑板上出了一道这样的题考我们:“整幢楼房的灯全黑了,只有一盏还亮着。”然后就叫我起来答对错,我老老实实告诉他是病句,他教训了我一气,然后告诉我,那叫“反衬”。想到语文老师,我不由得灵机一动,于是,我低着头小声嘟囔道:“反衬。”

“你说什么?”

我抬起头,大声又说了一遍:“反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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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我挨了两个处分之后,心情格外沮丧,那是在88年夏季,那个夏季热浪袭人,电扇的质量不过关,空调那种东西只在美国现代小说中被提起过,西瓜成为家家户户最佳的避暑饮料,也成为我们那个“野孩子”乐队整天谈论的话题,我们每晚行动,到附近瓜摊上转悠,趁深更半夜看瓜人熟睡之机,神出鬼没,偷之即去,因此白天个个精神萎靡。

阿莱在那个夏季和我关系越来越好,我们有时几乎是整天乱搞,我的膝盖和脚趾被凉席磨破多次,有时,我们俩就一丝不挂地躺在床上,对着电扇一吹几个小时,有时我们白天蒙头大睡,黄昏时醒来,阿莱坐起身,揉揉惺忪睡眼,抓抓头发,从地上捡起踢掉的毛巾被,

然后推推我,叫我醒来,指着外面天色,对我说:“瞧,天阴了,要下雨了。”

其实是她看错了,天只不过是黑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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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的皮肤在那个夏季被晒成棕色,头发剪短,瞳仁漆黑,不带乳罩,和我外出总是上穿圆领T恤,下穿一条白色长裤,行动敏捷,勾人魂魄。她有两支发卡,一支是白色,一支是绿色,轮换使用,招人喜爱,有时一阵风似的坐电梯下楼,买上十几支小豆冰棍抱上来和我一起吃,于是,我时常听到她在我的门外这么喊:“快开门,冰棍儿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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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那年夏天特别爱和我接吻,有时没有什么缘由也是如此,她告诉我,这表示她将永远与我相亲相爱,白头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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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莱聪明绝顶,面对期末考试毫无惧色,从不温习功课,旷课节数比我还多,也没听有谁找过她,只要她不是睡着的时候,她就笑眯眯地在我那里四处转悠,百忙不停,一副和我永不分离的架式,厨房被她哼着保罗·西蒙的《寂静的声音》改造了一遍,用着不顺手的东西被通通换去,代之以从自由市场同小商贩舌剑唇枪砍价买来的新玩艺儿,做饭用的锅碗瓢盆擦得干干净净,原来散乱在碗橱里的筷子被放进筷子筒,房间里被放进三个烟灰缸,枕边一个,写字台上一个,厕所一个,我的一副哑铃也被她从床下翻出,责令我每天必须来上那么几下,用以对付纵欲过度。厕所的热水器被她弄得服服贴贴,水温不再忽冷忽热。水箱上方端端正正码放好两瓶清洁剂,纱窗全部擦过一遍,玻璃也擦过,窗帘被她拆下洗过,重新挂上,书架上的书也重新排过,同类的书放在一起,她又从家里拿来一些东西,台灯,笔筒,毛巾,刷牙杯子,带耳机的单放机,四五把梳子,威娜宝香波,力士香皂,一本家常菜的菜谱,她的衣物,她的书,墙上是她钟爱的明星,厅里被放上一个她父亲从苏联出差带回的可以放33转和45转唱片的电唱机,音箱又沉又结实,可以当凳子用,一大摞五颜六色的塑料唱片,一大堆磁带,都是TDK,里面的歌和英语是她辗转腾挪从同学那里借来录的,用的是她们家的那个777双卡录音机,她就像蚂蚁搬家一样来往穿梭于她们家学校和我那儿三地,每次运动的目标都非常明确,从不丢三拉四,也不跑冤枉路,总之,有一天,我们坐在地上,听着保罗西蒙的《斯卡保罗市场》,喝着茶聊天时,她的眼睛扫视着整个房间,忽然满意地点点头,说:“行了。”

顺着她的目光望去,这个房间经过她一番收拾,的确变了样,像个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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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个新家,阿莱确实熟悉异常,无论什么东西,她都能随口说出出处,从不会错,对比起来,我倒像个外人,而且,似乎从不会缺点什么,每样东西都好像有它们的座标,无论如何移动,最后总会物归原处,不用说,是阿莱干的。我再也没有出现过上厕所找不到纸,半夜断烟或诸如此类的事情。冰箱里也总是放着一些食物,乐队的人也不敢来了,说这里太干净,受不了,阿莱说他们是自惭形秽,事实上也可能如此,每次华杨刘欣他们来过一趟,这里就像被洗劫一遍似的,再说,我平时也不怎么跟他们在一起排练,我写了歌儿就交出去,他们练习不练习不关我的事,总之,阿莱和我躲进1207,离群索居,脱离尘世,一心一意,纵使天翻地覆,我们也视而不见,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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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一起最常玩的游戏有三样,扑克牌,跳棋,陆战棋,偶尔也下一两盘五子棋,彼此各有胜负,胜负记录有三大本,统计一下,基本不相上下。这也是我们能下那么长时间的原因。每次战斗,我们都得经历一个先动嘴再动手的过程,彼此预言一下对方必败,然后开战,阿莱下棋认真异常,倔强恰似小男孩,有时候汗如雨下,此人以脏手一抹,小脸上东一道西一道,有如顽皮小童,曾经有一次,我们两个较量《强手》,一直玩了一夜,棋盘上盖起无数宾馆饭店,可我们两个却饥肠辘辘,天已放亮,我们还在为昨天的晚饭应由谁做而苦战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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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6月中旬,理工科的学生到了最痛苦的时候,大家像迎接子弹一样开始迎接期末考试。读我这篇小说的读者,如果你们尚未考大学,我劝你们千万不要选择理工科,那是世上最费力不讨好的事,学的时候艰难无比,工作时挣钱不多,文科生在高中时往往被称作笨蛋,但大学里就数他们自由自在,因为考试过关非常容易,最不济还能照抄,工作起来钱一点也不少挣,可理工专业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因为即使叫你拿着书考试,你也做不出那一道道试题来,那些公式怎么使用花上一两天是弄不明白的,我的同学们在毕业以后,每逢六、七、十二这几个月份全都兴奋异常,就是因为大学留下的后遗症。


每逢考试,各科老师必冥思苦想——如何给学生设置陷阱叫他们无法逾越,怎样用连环套的难题叫他们在考场上垂头丧气,怎么在学生套题时躲躲闪闪、答非所问,怎样叫他们在考场上越过高山、渡过河流、闪过陷阱,然后苦不堪言地跌倒在最后一道绊马索上,怎样叫他们一个个地来磕头求情,但补考时还得再来一遍,怎样叫他们过一个暗无天日的、惶惶不安的假期……这几乎是教师守则,人人遵守。从小学到大学,我不知做出过多少道经老师之手炮制出的难题,它的作用是,在我眼里,这个世界成了一个由无数难题组成的永无尽头的考场,除非能当上老师,要不然,或迟或早,总有一天,我会因想不出答案而被一脚踢出。


考试前夕,大学里的理工生几乎全都一个模样——面呈菜色,两眼通红,手脚冰凉,头脑昏乱,如中风魔,可怜可笑。


就疯狂程度而言,我认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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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玩命学习是如此开始的,6月17日,我走进教室,但见同学们一个个神色怪异,孙兵走过来在我耳边低语道:“今天出高数复习提纲,快考试了。”我的心立刻咔嚓一下落到脚后跟儿,浑身发软,我忙问他,哪天开考,答曰7月4日,真巧,美国人那天举国上下庆祝独立,上街游行,彩车不绝,旗帜飘扬,仪仗队的领队小妞儿身着迷你短裙,手舞一根小指挥捧,踢起大腿,露出内裤……这是我在电影中看到的,唉,可惜身为堂堂中国大学生却要进入考场,如坐针毡,伏案苦思,伺机作弊,心惊胆战……真是误投人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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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归说,我知道,得学习了。


于是,突然间,我每天只睡四小时,其余时间趴在课桌或我那个写字台上,疯狂学习,写字台从墙角搬到房间中央,阿莱和我一边一个,抱着一本书就读,手底下沙沙沙地写写算算,草稿纸很快便积起两尺多厚,我是越学越慌,越学心里越没底,越学越觉得那些东西深不可测,阿莱倒是挺稳健,不像我那样状似丢魂,不过有一天下午她也说了实话,那是考试前三天,她翻弄着一摞草稿纸,喝了一口水,瞄了我一眼,见我正看着她,于是叹了一口气说:“我害怕。”

此言一出口,我也颓了。

她看看我,又说:“要是三门不及格给开除了,我爸非打我不可。”

我想安慰安慰她,走过去,抱住她的肩膀,不料自己也哆嗦起来,于是我们开始自暴自弃,爬到床上,忙到一半,我忽然想到原来那道高数题的解法,于是腾身跃起,伏到桌上,奋笔疾书,几下便做了出来,再看阿莱,早已安然睡去。


我坐到床边,看着阿莱的睡态,只见她小脸儿蜡黄,一根头发咬在嘴里,皱着小眉头,仿佛还在冥思苦想着某题的解法,身体缩成一团儿,手抱在胸前,呼吸急促若农妇,好像着急似的,皮肤上留着一层汗,鼻尖上也渗出一些,我俯下身去轻轻吻她,不料她忽然睁开双眼,愣愣地看着我,少顷,才长出一口气,跟我接吻,一边吻一边问我:“我睡了多久?今天我一定要把第四章看完。”

我对她说:“来得及,你只睡了十五分钟。”

她说:“你是不是不打算叫我了?”

我说:“我是没打算叫你,想叫你好好睡会儿。”

她摇摇头,慢慢从床上爬起来,走进洗手间,在里面洗脸,一边对我喊:“放点音乐吧,苏姗娜·维佳的就行,别放太吵的。”

于是我就在写字台的抽屉里翻来翻去。她在洗手间里又喊:“左手第二个抽屉第二排中间,看见没有?”

我顺着她的指引,果真找到了,我把磁带从盒中拿出,插入录音机的带箱,于是音乐响起来了,“我的名字叫露卡,我们家住在二楼……”


阿莱钻进厨房,制作神秘药水。所谓神秘药水,无非是从冰箱里拿出一块砖茶,用菜刀背面猛砸两下,砸下一块,放入咖啡壶中一通狂煮,直至茶色变成漆黑,再加大量冰糖,倒入大杯,然后深吸一口气后一饮而尽,不久,喝下此水之人便可以兴奋起来,头脑清醒,思路敏捷,好学而不知疲倦,不知现在的兴奋剂能否有此功效。


阿莱的拖鞋声从厨房传过来,我听着她小声哼着歌儿,叮叮当当地冲洗茶杯,这时电话铃响了,是华杨。

华杨在电话里说他现在正在美术馆,一会儿就到,果真,不到二十分钟,他来了,手里拎着一个破书包,一进门阿莱就把一杯神秘药水儿端过去,他两眼通红,脸上粘乎乎的,一看就是熬了一夜,他把神秘药水一饮而尽,然后把嘴一抹:“哥们儿颓了,高数你看通了吗?”

我摇摇头:“没戏。”

他笑了起来:“我一猜就是,你看到哪儿了?”

我把书拿过来,指给他看页数,他一跃而起:“你都看到这儿了?哥们儿刚刚把期中以前的看完。”

我说:“你再瞧瞧。”

他一看,乐了:“原来你连期中以前的还没看完呢!”

我坐回桌边,阿莱已经在那里又埋头苦读起来。

“怎么办?”华杨问我。

“放弃了算了,我看集中扑普物,计算机原理,FORTUN,英语,政治,这样稳点。”

于是,我们俩开始计算时间,讨论放弃哪门课才能保证不被开除或留级,阿莱抬起头来,对我们说:“别慌呀,其实踏下心来一看,各门功课也不过如此。”


我们接受她的意见,重新坐成一个三角形,疯狂学习。不到十分钟,华杨便站起来,大声叫嚷:“真他妈深,我小学的时候……”

我慌忙打断他:“别提小学,别提小学。”

华杨叹了口气:“现在我怎么全看不懂了?出去转转吧。”


我们三个人一齐来到楼下,坐到河边,天已经黑了,水面反射着路灯光,华杨指着不远处的一个西瓜摊说:“那里半夜有人看吗?”

我摇摇头:“不知道。”

“咱们学校边上的是没法偷了,昨天战威差点给逮住,我们最后总算全跑了,可那帮农民的警惕性也提高了,幸亏你昨天没去。”

我们沉默不语,突然阿莱问:“今天是几号了?”

这一下,我们又慌了,我想了想:“7月1号,还有三天……”


我们心情沉重地从河边上来,走到马路对面,买了一包烟,往回走,到了家,华杨一头倒到床上:“我先睡一会儿,一个小时以后叫我。”


一小时以后,我叫起了华杨,自己睡去,又过了一小时,他们把我叫醒了,阿莱睡。我和华杨做饭的时候阿莱自己醒了,我们三个吃了一顿蛋炒饭,然后各喝了一杯神秘药水,终于熬到天亮,我们背起书包,直奔学校,去听老师的复习课,路上,我们一个个走得东倒西歪,很不稳健。

63


三天以后,考试开始了,那段日子怎么过的,想想手心就出汗,有趣的是华杨在考第一门普通物理前做了一个怪梦特有意思,他梦见他站在考场外面看着同学们一个个进去,心情非常不好,于是蹲下拉了一泡屎,监考老师催他进考场,他不去,蹲在那儿玩屎,老师说,进去呀,他说,等会儿,让我再玩会儿。


考试结果倒是还可以,我有一门补考,华杨两门,阿莱全过了,还考了一个全班第三,对于我和华杨来讲,暑假算是玩不痛快了,因为一开学我们就得补考,补考不过,根据校规,这门课就要挂到毕业前再考一次,考不过大学就算白上了——学校只发给你一张肄业文凭,那就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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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的第一年就这么过去了,暑假,我和阿莱基本上每天混在一起,她对她们家里说参加学校组织的夏令营,去北戴河呆一个月,她们家里也真信,于是她在一个早晨把我叫醒,对我说:“咱们去北戴河玩去吧!”然后从门外把一个大包拖进来,对着睡眼朦胧的我说:“快起床吧,开往北戴河的列车就要开了。”说完就倒在我身边,搂住我,搂的特紧,对我说:“你要是对我不好,我就只好去北戴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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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里暑热难当,白天根本不愿出门,呆在家里又无聊至极,于是和阿莱一起读能借到的所有言情小说,每天能看一本到两本,我们两个比着看,有琼瑶,有王朔,有小仲马,有杜拉斯……阿莱的情绪受小说影响,变得忽好忽坏,有时还偷偷哭上一气,看完一本忍不住给我讲上一遍,奇怪得是她居然能把书中内容记得十分清楚,连人名都丝毫不差,我们开始时是随便看,后来变成没完没了的看,有时边听音乐边看,因为两个人读的书不一样,往往一个读完一本书想出去玩,另一个正在兴头上,根本不同意,于是户外活动越来越少,连游泳都放弃了,我们狂热地一本本看着,到了不思茶饭的地步,看过的书堆成一摞,马上还给李唯或别人,然后再借新的,我的热情不知何时开始高得要命,一个个爱情故事叫我如痴如狂,在寒假快结束时,终于看得落下眼泪,那本书的名字现在还记得,是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


暑假里华杨和辛小野两人只来过一次,看到我和阿莱刻苦攻读言情小说,就讽刺了我们几句,顺手抱走了一大堆,后来他们就再没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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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二年级在88年9月1日到来了。

补考我没有过,华杨过了一门,我在新学期伊始得到提醒,这个学年要改头换面,重新做人,不要再旷课,不要违反学校制定的任何规章制度,我自己也决定少惹麻烦,于是放弃走读,又住回学校。

开始几天,我还没觉出什么,时间一拖长,我慢慢地丧失了信心,看样子世上的人真是各种各样,有些人能够在课上一听四十五分钟,有些人就不能,明白了这点,我心中坦然了,认定自己没有什么毛病,只不过是属于那种不爱上课的人罢了。

于是,一切恢复老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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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杨叫我的时候我正在床上睡觉,尽管没有真的睡着,但被叫醒心里总是有点生气,而且,他叫我的时候我正要醒来,前后就差那么一丁点,可就因为那么一丁点,我却怎么也无法适应醒来这个事实,况且他叫我也没有什么事,不过就是见我躺在那里随口一叫而己。我答应了一声,却见他爬上床,顾自睡去,我从枕头下面摸出表,10点1刻,正是第三节课开始的时间。


还好,头脑中还有一点残存的睡意,我重新换个姿式躺好,把头钻在枕头下面,努力使那点睡意逐渐扩大,一直扩大到我认为自己睡着为止,其实我并没有真的睡着,只是保持着一个将睡未睡的状态而已,我撑着自己,僵在床上,一动不动,呼吸均匀,心跳缓慢,这样,终于进入了白日梦,梦中的一切电影一样在眼前逐帧放映而过,有时是高速,有时是快速切换,有时又是令人无法忍受的长镜头,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个巨大无比的计时器,嘀嗒作响,忽然,计时器停了,我一看表,正是午饭前十分钟。于是我从被窝中一跃而起,从桌上拿起饭盒,一阵狂摇,华杨也醒了过来,我们一齐走向食堂,去吃每天必吃的那顿午饭。


去食堂的路上,我们俩衣服还未穿戴整齐,我边系扣子边走,华杨不时停下来系一下松开的鞋带,同学们从各个教室出来,也在往食堂方向疾走,他们大多还带着书包,模样憔悴不堪,如同一阵风就能把他们全都刮走一样,男女生大都体态纤细,就是这些人,据说以后要成为国家栋梁,我看要是国家真的作此打算,那可是有点不妥,不过也难说,他们排队夹三儿时挤向窗口的样子也可以说是有点栋梁之材的影子。报纸上经常把大学生称作豆芽菜,我想写文章的人一定去过学校食堂,那里最常能够吃到的东西就是豆芽菜。


我们由于去的早,排队排到了前面,我给阿莱也买了一份,免得一会儿在队伍中四处寻找她夹三儿的身影,不久,阿莱到了,见到我一笑,华杨把他身边的一把椅子用脚勾过来,让阿莱坐下,阿莱从手中提着的小兜中拿出饭盒,我把自己饭盒里的菜倒进去,阿莱对华杨说:“你是不是第二节课回宿*的?我看见你了,下课铃响别人都是往教室方向跑,你可是正相反,直奔宿*,是不是?”

华杨把一个吃不了的馒头掰成无数小块扔了一桌子,打着哈欠,目光四下瞄着,对阿莱说:“怎么可能呢?我那是回去取书的,周文可以作证明,他的书也是我帮着取的。”

我点点头:“我作伪证,华杨讲的属实。”

阿莱看了我一眼:“书呢,你们的书呢?”

华杨斜了我一下,把饭盒一晃:“你真笨,不都告诉你是伪证了嘛,我先走了,哎,周文,下午我去辛小野她们学校,咱们再见面就是明天课堂上了,明天咱们非见不可,是对儿虾的课。”

说罢,他站起身来头也不回地走向我们背后洗碗的那个水池。

阿莱问我:“咱们下午去哪儿?”

“不知道,你说去哪儿?”

“美术馆想去吗,听说那儿有个油画展览。”

“不去,还有什么别的去处吗?”

“没有了。”


“那还是去吧。”

68


阿莱洗饭盒的时候,我拎着她的书包在食堂外面等她,外面阳光灿烂,天空一碧如洗,几只小鸟远远飞来,在地上蹦蹦跳跳,然后又飞走,校园里的扩音器中响着午餐音乐,是乔治·麦克尔的《无声快语》,阿莱从食堂中走出,精神焕发,一只手拿着一个饭盒——我的和她的,径直向我走来。我们分头回宿*放东西,然后在学校门口碰头儿,一直奔美术馆,美术馆我们没有晃多久就出来了,倒是在美术馆门外的小摊上转了很长时间,阿莱在那里买了一件牛仔衬衫,硬逼着我买了一件灰色的T恤衫,差点让我在马路边换上,一个女孩在小摊上试穿一条牛筋裤,被我看见了大腿,阿莱拉着我闪到一旁,一个劲儿问我:“是不是管不自己,特想看?”

我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她:“是特想看。”

气得她直翻白眼,对我嚷嚷:“那你去看她好了,在我身边转来转去的干什么?”

我说:“阿莱,我发现你们俩的腿有点像。”

阿莱一下子火了:“哪儿像啊,你说哪儿像?你也不看清楚了,她腿多短呀。”

我说:“小点声小点声,人家一会儿听见了。”

阿莱说:“听见就听见呗。反正早晚会有人告诉她的,告诉她,她长了一双叫人伤心的腿,”

她白了我一眼,“不是叫人想入非非的那种伤心。”

我附和道:“当然不是,是替自己伤心。”

“是替她伤心。”

“是替你伤心。”

阿莱怒目圆睁:“你想叫我也去试一条裤子吗?”

我说:“算了吧,别让我走在你旁边为你感到不好意思。”

“是为自己感到不好意思吧?”

我和阿莱斗着嘴,朝着一个方向就扎了下去,也不知去哪儿,走着走着发现到了北海后门,想想也没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只好买票进去,我们沿着湖边往西走,一直走过静心斋,走过九龙壁,来到五龙亭,一群老头在那里唱京剧,有的拉胡琴,有的打鼓,唱的还挺带劲儿,我们只好往回走,绕着湖走了半圈儿,来到船坞,又往前走,前面是脚踏船码头,我们在那里租了一条船,奔着琼岛踩去,我们俩起初踩得飞快,船的两边水花四溅,没两下就到了岛边,连白塔上面的脏印儿都看得一清二楚,于是接着往南,过了东门,钻过一座桥,绕着岛转了一圈,阿莱不踩了,船只好由我一个人划向湖心,四周游船不多,远处的岸边是一棵棵垂柳,水面碧绿,泛着一层层的波纹,太阳已经转到了西面,快到黄昏了。

我把船停下,任其浮在水面上,我和阿莱并排坐在一起,船轻轻地上下动着,我点上一支都宝,一口口抽着,阿莱突然转过头来,对我说:“我可能悬了,已经过了两个星期了。”我没说话,眼睛望向她,阿莱一副着急的样子。为了安慰她,我拍了拍她的肩膀,扔掉手里的烟,又用手去摸她的头发,阿莱把头歪向我这边,隔着座位,费力地够向我,我探过身子去吻她。片刻,阿莱说:“我来的时候好像觉得肚子有点疼。”说罢把手伸进裤子,在两腿间摸索了一会儿,把手拿出来看了看,告诉我:“没来。”

我抓住她的手,握在手心里,不知说些什么好,这之前,我也有点隐隐约约的担心,阿莱这么一说,好像一切都不言自明了似的,一下子我万念俱灰,脚不自觉地踩动踏板,向还船的地方驶去。


我们还了船,直奔安定门,进门后阿莱去厨房煮了一小锅西红柿鸡蛋面,我们吃了,然后倒到床上听披头士的歌,听到《顺其自然》时阿莱对我说肚子疼,又用手去试探,结果一无所获,我们决定破罐破摔,瞎忙起来,我们两个都有点绝望,阿莱紧紧抱住我,腿搭在我腿上,我的脸一离开她的脸,她就把我抱回去,不知为什么,我用了很长时间才完事,阿莱不让我离去,后来她伏到我身上,对我说:“以后我再也不跟你上床了。”然后从枕下拿卫生纸擦,忽然她大叫一声,笑逐颜开,给我看那团卫生纸,上面一片红色。我笑着问她:“以后是不是不跟我上床了?”

阿莱兴奋地说:“反正你也没那能力,上不上床无所谓。”

69


前面那段日子说来轻松,其实我和阿莱两人都吓得够呛,简直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阿莱在那十几天自我逃避,读一本马尔克斯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加之她对我那段日子对她的态度还算满意,于是管那几天叫做“假怀孕时期的爱情”,那次是阿莱月经来迟最长的一次,晚来了十四天,如果按照科普读物上介绍的知识去做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已经跑到医院去丢人现眼了,事实上我还真是筹集了一笔资金,共计一百元,准备用于手术费,当然,事后我和阿莱高高兴兴地把钱花了,并没有买避孕工具或避孕药,而是买了书和磁带。这件事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使阿莱克服了怕怀孕的恐惧,她好像隐隐约约觉得我们怎么搞都不会出事,甚至放出狂话说以后跟我没前途,因为我们俩将会没有下一代,原因当然在我而不是她,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思想的表现形式是:阿莱有时竟然主动提出跟我瞎搞,她自己管那叫挑逗,为此她新添了一句口头禅,叫:“周文,你今天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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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秋天可谓多事之秋,当然,这是就我个人而言的,阿莱假怀孕的风波刚刚过去,就出了一件事,这事是刘欣引起的。


刘欣一直跟华杨过从甚密,跟我关系一般,我们搞的那个乐队不过是名义上有那么回事而已,真正谈的上热爱摇滚的似乎不过是刘欣一人,主要原因是他无所事事,连女朋友都没有,业余时间又太多,对上学没什么兴趣等等,但那年北京地下摇滚似乎有了一点气候,很多人或出于兴趣或出于其它目的都掺和了进去,于是出现了不少小范围的聚会,我和华杨刘欣去了几次,都觉得挺热闹,于是回来商量能不能自己也把事弄大点,我们三个人的特点是什么乐器都不会,而且音乐知识极其贫乏,连五线谱都不识,后来得知,搞摇滚似乎凭的是感觉,只要有了乐器尽情发挥就是,至于其它,根本不重要。这一点是我们在摇滚聚会上的收获,更大的收获是我们在那里认识了几个人,他们的状态跟我们差不多,不外乎游手好闲之余总觉得该干点什么,于是乐队鸟枪换炮,不仅成员多了,而且变得正式起来,租了农民的平房,凑齐了乐器,开始合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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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合练,也不过是把几样乐器接上电源,通过一个小功放一齐奏响,声音比原来华杨的那把破吉它大了许多,当然也乱了许多,若干人陶醉其中,乐此不疲,长此以往,居然也能弄出一些听着还过得去的声响,大家群策群力,填上些歌词,由华杨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通猛吼出来便完事,唱的不外乎是那些老调重弹,什么“想飞,觉得累,流浪,爱你,对现实不满意,我梦想”之类的东西,好在大家当时都特真诚,也没觉得有多傻,于是一切便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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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是乐队,人员便有了分工,华杨弹主音兼唱歌,刘欣弹键盘,我弹一个电贝司,辛小野吹一个萨克斯管(她原来吹过小号),新认识的徐通打架子鼓。还有一个经纪人,叫陆然,他写一些歌儿,到了点通知我们去排练,乐器差不多都是他找来的,这个人挺怪,好多人都认识他,他有时到处找不到,有时又好像同时出现在好几个地方,他把乐队改名为“超级赛车”,对外面人说起这个乐队常常用“我的”作前缀,好像他是老板,我们是雇员一样,事实上,在当时,他就是这个乐队的老板,我们不过是一些充满热情的穷学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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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到陆然纯属偶然。


一天,我和刘欣在中原宾馆地下迪厅碰到一个女孩,是我的高中同学,叫曲红(我们后来叫她老X),名声挺大,因为丫特喇,甚至跟我们物理老师都有一腿,她人极聪明,很少看书学习,但考试成绩总是停在前三名上,很少掉下来,小小年纪身体就发育的特成熟,屁股圆溜溜的,走路时两只乳房上下晃动,眼睛特大,跟体育班的男生关系特好,她没去过体校,却在学校运动会上得了三届女子四百和八百的第一,比在体校混的那帮小妞儿跑的还快,她一跑,连最正经的老师都为她叫好,我想那是出自真心的,因为从跑道边上看来,她的两只乳房突突跳动,细脖子细腰左右摆动,新鲜诱人,有时她一个踉跄,就像会直接扑入你怀中一样,叫人不禁见色起意。偏巧又正是此人,担任着学校团支部书记的职务,发个奖状什么的都得从她手中领来,学校开大会,司仪总是她,总之当时的确红极一时,叫人很难不产生非份之想,有一度我曾经想嗅她,但是向晓飘也在我们学校,天天跟我抬头不见低头见,而且我们学校这种事传的特快,所以机会可以说是根本没有。她第一次在我们学校跳迪斯科时轰动一时,差点让老师把她的公职给撤了,但她见风使舵,几天后教同学们跳“国标”,所有的老师都跟着沾了一回光,她又一次浮出海面,毕业时的校歌还是她领着我们唱的,可谓辉煌的有始有终。毕业后她销声匿迹好长一段,没想到在时髦的场合又碰到她,足见此人是个真正的风云人物。


我和她聊了一会儿学校的事,谈得投机,她对我说:“给你们介绍一下我的男朋友,他叫陆然,在师大上学,也在搞摇滚。”然后对着吧台那边一通乱喊,那边走来一个瘦高个,手里拎着一瓶筒啤,笑咪咪地冲我们点头,我们握了一下手,刘欣回学校去叫华杨,我们三个到安定门等他们,记得华杨那天晚上唱了一夜的歌,我们喝掉了二十四瓶啤酒,聊了一整夜摇滚,凌晨出现早班车时,我们一起去海淀的魏公村陆然的住处,那里有装备一个乐队的全套设备,陆然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原来那个乐队留下的东西,现在那支乐队的人都混出来了,买了新的乐器,乐队也烟消云散了。


陆然告诉我们:一切事情的结果都是坏事,不信等着瞧。

我当时以为他喝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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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秋天是这么结束的,10月底,树叶大半零落,街上刮起了干燥寒冷的西北风,阿莱真的怀孕了,在天坛医院做手术时,我在外面的长条凳子上坐立不安,前面是妇产科的手术室,门口有个蓝色的布帘半遮半掩,里面传出不知哪个女孩的尖叫,吓的我够呛,休息室不让抽烟,我到外面的走廊里抽,走廊里有个护士又把我轰到男厕所,我在那儿足足抽了三支才出来,然后回去等阿莱,等了快一个小时,阿莱出来了,我们走到大门口,阿莱说疼,走不动,我们一起坐在台阶上休息,冷风一吹,我们俩显得特惨,我打了一辆夏利,和阿莱一起回到安定门,阿莱喝了不少水,然后看了一阵录相,看到一半,阿莱睡去。


第二天,她完好如初,下午还和她们班的女生打了一会儿排球,透过我们班脏乎乎的窗户,我看到她穿着棕色羊皮夹克的身影在操场上晃来晃去,心里很不是滋味。


 


回复:我的晃晃悠悠
bense 发表于:2005/7/10 22: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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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开始了期中考试,不出所料,我六门课全不及格,阿莱考了她们班的第一,高等数学她竟然考了98分,我是2分,叫我满意的我们俩加起来正好100分。


期中考试以后,阿莱总是以借口监督我学习为名放学后跟我回到我那儿,进门后最多一次是渗了十分钟,我们便开始做爱。阿莱真是个有心人,在我们期末考试前的一天,也就是距第一次做爱两个多月之后的一个夜里,告诉我这是我们第一百次做爱,不愧是个理科高材生。那天夜里,我吻遍了她的每一寸皮肤,朝阳升起来时,她赤身裸体地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把我从梦中推醒,对我说:“看,太阳。”

我嗯了一声,闭上眼睛,重新睡去,朦胧中,听到阿莱在我耳边轻声说:“我爱你。” 那是她第一次对我说我爱你。

31


认识阿莱是在认识刘欣之后。那天,我在家里胡乱翻腾,找两盘我当时顺手往哪儿一塞过后便忘记的毛片儿,那是刘欣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带到新居去的,谁知竟意外地发现了一张活期存折,那是我母亲一个多月前声称找不着的小额存款,里边有500元钱,我立刻冲到银行把它取了出来,晚上,我和华杨、刘欣去前门吃了一顿肯德基后百无聊赖,就到花市去打台球,路过花市影院,华杨伸手一指,说:“那个小妞是咱们学院电测班的,注册时她排在我后面。”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我看到一个姑娘站在售票窗口不远,东张西望,好像在等什么似的,天已经黑了,路灯下她显得非常漂亮,头发盘在后脑上,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揪着身旁树上的叶子,后面背了一个双肩背。 一瞬间,我竟怦然心动。


就在那个星期日,系里组织秋游,星期六她到我们班来统计人数,正好那天我去班里抄作业,坐在靠教室门口的那个座位上,我就报了名,星期日早上6点钟我赶到动物园大门口,她也来了,7点钟,我们坐上了去香山的347路公共汽车,当大队人马高高兴兴地登上鬼见愁看红叶的时候,我和阿莱却在另一条没有什么红叶的小路上转悠,至于聊了些什么,现在已经忘记了,有一件事倒记得挺清楚,就是中午饿了的时候,我们俩才发现,我们惟一可吃的东西就是一块一两左右的小蛋糕,并且没有水。下山的时候,我因为抽烟被罚了50块钱,阿莱因为全心全意听我讲我们学校老师的外号而扭伤了脚脖子。

晚上,我们回到学校,她请我吃学校门口的冰激凌,不幸的是,第二天,我们俩在校医务室拿药的时候又碰见了,校医给我们各开了15片黄连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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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讲讲我那500元的用途:100元还债,50元吃麦当劳,借给华杨和刘欣各50元(后来他们谁也没还我),在香山被罚了50元,换了100元饭票,其它100元和阿莱在东游西逛中花完了,其中有5块钱是这么花的,我们在菜市口礼品商店买了一个气球(送给阿莱一个过生日的室友),在阿莱她们宿*里吹到阿莱说“真大”时,华杨叼着一根烟转过头来看,烟头正碰上汽球,于是汽球炸了。那个过生日的女孩大叫:“啊,我的青春!”

33


考完试的那天晚上,在我那儿,华杨又喝醉了,吐了一地,我和刘欣把他拖到厅里,他就在那儿睡着了,阿莱墩了地,但屋子里依然气味难闻,刘欣到洗手间去洗了一个澡,就坐到电视机前看我新录的《美国往事》,由于没字幕,他总是问阿莱电视里讲的是什么,阿莱被问得不耐烦便拉我出去,我们在楼下决定不了去哪儿,最后坐上地铁,可恨的是那趟地铁是末班车,把我们拉到苹果园便不管了,我和阿莱便顺着石景山路一直往回走,走到老古城才碰到212路夜班车,我们坐到西便门下了车,又困又累,阿莱从下楼时就一直挨着我,此刻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昨天夜里我又梦见你在前头走,我在后面跟着,结果忽然间你又不见了。”

我搂紧她的肩膀,她肩膀一缩,仿佛只有小孩子的那么小,我们就这么走了一会儿,她把手伸进我兜里,从里面的烟盒中抽出一支烟来,举到我眼前:“想抽烟吗?” 我接过烟叼到嘴上,从另一侧的兜中掏出火儿,点燃,然后接着往前走,阿莱用手抓住我的上衣,在旁边跟着走,后来我们停住了,靠在一起,一同看从眼前一辆辆飞驰而过的汽车,阿莱和我的身体都有点摇晃,几片树叶从身后的不知哪棵树上飘落,掉在我们前面。

“以后我们也要买一辆汽车,”见我不语,阿莱又说:“你说那是什么时候?”


我抽着烟,感到有点冷。那时候我19岁,上大学一年级,阿莱的声音对于我显得有些遥远,我那时候在考虑什么呢?不知道。我站累了,抱着阿莱一同坐下,城市显得很安静,天上看不见星星,街上没有行人。阿莱18岁,不久前刚开始接触性爱,头脑里尽是些怪念头,爱嚼泡泡糖,有时候还挺调皮,只要和我在一起就喜欢使用“我们”这个词,毫无目的的跟我一起随波逐流,这种状态在那天夜晚叫我感到莫名其妙的伤感。我那时像现在一样不自信,和阿莱在一起叫我感

到安慰,她的气息和夜风混在一起,紧紧挨着我,她的头埋在我胸前,头发上还粘着一股香波味儿,她挨着我,像是睡着了,但每到夜风吹过,她就开始轻轻战栗,就像在我怀里哭似的。事实上,阿莱是觉得冷了,我把她的头发绕在手上,捧起她的脸,轻轻地吻她,阿莱的舌头在我嘴里轻柔地搅动,带着股泡泡糖的甜味儿,眼睛眨动时,睫毛蹭着我的面颊,细细的胳膊绕在我的脖子上,凉嗖嗖的,我吻着她的嘴唇,一瞬间竟觉得我是那么地需要她。


已经3点了,我们决定走回去,阿莱在前面踩着弹簧步子,不断地回头招呼我快走,我们走到长安街上,对面一辆洒水车可能是坏了,停在路边,洒水车洒过的水还没有干,马路上黑漆漆的,反射着路灯光,汽车疾驶过后,后轮扬起细细的粉末似的一股股水点,煞是好看。前面是空旷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还有后面的前门楼看起来都像是雾气中的影子,我们好像走了很久才走到王府井,正巧碰上一辆201路夜班车,我们上了车,发现除司机外,其它人都趴在座位上睡着了。在安定门下车时,已经是凌晨了,东方出现了一道金边儿,像是特意镀在北京这个城市上空似的。


上楼梯时我拉住阿莱的手,起初,手冰凉冰凉的,走到十二楼1207我的住处时就变得温暖了。

34


乐队成立后,第一次活动就是偷了学校生物实验室的一只鸡。第二次活动则偷了一辆自行车。第三次活动是把自行车卖了。我提建议说把乐队的名字改成“犯罪团伙”,他们不同意,于是第四次活动出现了不妙的情况,我们去刘欣他们学校打麻将把卖自行车的钱输光了,倒霉的是我们输光后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站在旁边看,这时,校卫队的人来了,把我们三个也一起抓住了,我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检查才被我们学校教务处马主任领回本校,紧接着就挨了一个严重警告处分。华杨也挨了一个处分,刘欣倒没事,他的检查比我写得差远了,只写了300字,他是这么写的:“9月22日,我与王立琼、周文、唐大年、王阳、张弛、李卫、丁天、魏星云、崔宇、李严严、廖一梅、战威、孙兵、孟现春、华杨、岳军一起在我校男生宿*224用麻将牌赌博,赌注为一二四元,王立琼、唐大年、张弛赢了,我、华杨、周文、崔宇全部输光,其它人平手,我由于童心大发,想继续玩,便到314找到姚进向他要上次他欠我的账,他想赖帐,我便把当时在场的赵晓松、王康、柳强、陈百涛找来对质,他们竟然都假装不记得!可见麻将的危害有多大!我今后一定痛改前非,努力学习,并劝那些像我一样有此恶习的同学及早回头,但我怕姚进、徐澄宇不会听我的,希望老师也帮助一下他们,长痛不如短痛,我想他们会感激老师的。但姚进可能不会,他打牌的事业心太强了。”

35


当然,所有的沮丧都是暂时的。李唯就告诉我一个地方,在那儿可以忘掉一切,我跟他来到了他们家。

李唯家住在东四附近的一条小胡同里,他们家门前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一个臭气熏天的公共厕所,不是骗人,后来我即使蒙上眼睛仅用鼻子也能找到他们家。

那天我们进了院子,七拐八拐,最后在一间看似地震棚般的小屋前停住,已是晚上,邻居的窗户都拉上了窗帘,身边的小树在风中沙沙作响,我们俩儿的人影在墙上晃动,忽然,一片树叶掉在我脸上,像虫子蜇了一下似的,李唯在摸索着开门,我在旁边等,浑身上下不知为什么打起了哆嗦,只听见钥匙叮叮当当响了半天,还不见动静,李唯自己也神色慌张,就像在开别人家的门。

我结结巴巴地问:“怎么啦?”

李唯结结巴巴地告诉我:“钥匙折在锁里了。”


于是,我们从原路返回,到路边的一个小饭馆吃饺子,李唯吃的很少,就在对面看我吃,我问他:“喝啤酒吗?”

李唯点点头:“那就来两瓶吧,要么三瓶,五瓶也行,你喝多少?”


我说:“一瓶。”

我们边喝边聊。起初谈的是围棋,不久,谈起了书,叫我吃惊的是,李唯看过的书多得惊人,他问我:“看过《王家大道》吗?”

我摇摇头。

李唯看也不看我:“读法国小说就应当读读马尔罗,他在法国文坛上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王蒙,当然,不看也行,可你无论如何也得看看布陶的《时间的运用》,写的好极了,好极了。其实丫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丫抄的是普鲁斯特和乔伊斯,那俩人才真了不起……唉,你看过谁的?”

“没看过谁的。”

“福楼拜、纪德、萨特、加缪、莫里亚克、都德、巴尔扎克、梅里美、龚古尔、缪塞、左拉……这些都没看过?”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我越听他说越没信心,仿佛我没看过这些书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老实说,我有点自惭形秽,因为他正用一种不太在意的神色看着我,颇有藐视之意,抽空还喝了几口啤酒。

我说:“我看过乔治·桑的小说,不知她是不是法国作家?”

他把目光收拢,瞟了我一眼,又离开了。

我又说出几个名字,但明显他已不在听,目光也投向不远处正在播出MTV的黑白电视机,神态若有所思,口中念念有词,我听到他喃喃地说:“乔治·桑,乔治·桑……这个大喇……”就像他们以前有过一腿似的。


第二天下课后,我又和他来到他那儿,我们撬开锁走进去,里面是一排排、一架架的书,几乎全是小说,也不知有多少本。

李唯向我推荐了至少100本书,直到我拿不动为止,从此,我没事时就看李唯的书,看书时,我果真忘掉了一切。

36


在我睡着的时候,我要你在我身边,阿莱,因为我感到孤单,我想象着你悄悄起床,把窗帘拉上,这样我们醒来时就不会因为阳光太强而睁不开眼睛,就不会流出泪水,就不会把我放在你乳房上的手移开,就不会想到现实,就不会痛苦。

37


一般来说,我上学很有规律,每天上午10点钟醒来,揉揉眼睛,穿衣下床,准备一下,看看墙上贴的课表,然后拿起一支笔,一个笔记本,走向教室。不住学校以后,这招就不灵了,我赶到学校后,往往正碰上上午的课全部结束,有时候下午还没有课,于是就越来越不爱去学校,渐渐地,上学这件事简直成了我的心病。


我不爱上学是有历史的,也是有原因的。小学不爱上是因为班里有个叫彭飞的留级生,我一去他就向我要糖,有一天,我想了个办法,把北海牌肥皂切成一个个小块,包在糖纸里交给他,他吃完后就打了我一顿,从此他总是找我的麻烦,总之,一想起他来我就心惊胆战,老是希望他能再留一级,不在我们班为妙,机会终于在我上三年级时来了,期中考试,我糊里糊涂地考了一个全班第一名,期末考试彭飞就决定抄我的,考场上,我把一个又一个错误答案写在草稿纸上,

抽空传给他,又怕他察觉出来,又怕被老师当作弊捉住,结果我也没能及格,和他一起留了级。后来的事我不说大家也猜的出来。

初中不爱上是因为我在体校的那些哥们都不爱上,我们成天在陶然亭公园或者宣武公园一带混,抢小孩的钱,偷看青年男女耍流氓,打架,总之,所有的一切都比上学好玩的多。高中不爱上是因为向晓飘,我们几乎天天约会,哪儿有功夫上学呀。

38


我可以给你讲一下大学课堂的情况,这得从我们的任课老师说起,先从火力最弱的刘元珍讲吧。她是个好心的老太太,50多岁,讲话声音像蚊子声一样小,谁也听不清楚她在说什么,好在她也对此并不在乎,通常的情况是,我们见她健步走上讲台,带上老花眼镜,清清喉咙,然后,大家就像中了某种魔法似的松懈下来,她的话就像黄昏时的小风——我仿佛听到睡吧睡吧这样的召唤,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跟刘元珍风格完全不同的是包洋,他教《离散数学》,身高一米六五,体重足足有200斤,随便向同学们问句好就如同晴空打了个霹雳,满脸笑模样——但是记住,你千万不要惹他真的笑出声,那你可就麻烦了,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他是这么一个笑法:一旦某天,你不幸被他在课堂上抓住了某个把柄,他就走到你的跟前,顺手拿起你课桌上的什么东西,从左手换到右手,又从右手换到左手,眼光扫视着教室里的其它同学,突然,他转过身,弯下腰,目光直勾勾地盯住你,眼睛越眯越小,两个嘴角往上一翘,露出两颗暴牙,鼻腔里轻轻一哼,声音不大,刚刚能叫你听见,刹那间,几滴冰凉的粘液掉在你的脸上,惊人的准确无误,同时,也令人防不胜防——那是他的鼻涕。


比较全面的是教工程数学的米亚山,他不仅给我们讲《复变函数》,还给大二电测班的讲《积分变换》,此人是个狂热分子,还有点偏执狂,性格羞涩,但那是暂时现象,这从他讲课上就看得出来,他的课几乎每次都得经历一遍从和风细雨到雷电交加的全过程,开始,你好像坐在一架古老的大闹钟前,听着它不变的嘀嗒声昏昏欲睡,于是产生错觉,以为他今天可能心情好,不会发作了,毛病就出在这里,这时准会有个不自量力的傻逼讲了一句话或干了一件课堂上不该干的事,你瞧吧,米老师把教鞭往桌上啪地一拍,战斗就开始了,起初,他的声音就如同迫击炮弹,每一句都打得你难以招架,恨不得死掉才好,然后他就加强了火力,变成了地毯式轰炸,只见他一句接着一句,后一句接着前一句,前一句

拉着后一句,快得不行,在你晕头转向之际,他早就又回到讲课上,有个女生叫汪梅的就被他骂哭过,其实哭是大可不必,因为他那时早已回到讲课或者正表扬你的某些优点呢。像这种以慢条斯理的胡说八道开始,以万炮齐鸣的大发脾气结束的老师也是少见,他的外号似乎是华杨不假思索就起出来的——大炮。又简单又形象。但有一次李唯提出了反对意见,因为他洗澡时恰巧和米老师碰到一起,发现他的那玩意儿出奇的幼小稚嫩,于是和华杨争辩道:“不管怎么说,大炮不合适,叫小炮还差不多,最多叫土炮。可他那点事儿称作炮也太夸张了,叫枪都勉强,叫左轮明显不配,左轮的射程多远呀,也就叫白朗宁吧,可那种枪太精致,他担当不起,叫大肚匣子就不知丫有没有那么强火力,叫火枪算了,但也没看出丫有多火来,干脆叫砸炮枪吧,可瞧丫一副性压抑的样子说不定连炮都没砸过,那不是恭维吗,可叫什么好呢

——算了算了……噢,我想出来了,应该叫——弹弓!”


我真正得罪过的老师姓夏,叫夏英花,她的外号叫“对儿虾”,教我们《普通物理》,顶多比我们大三四岁,长得有点姿色,当然说漂亮也一点不勉强,不足之处是胸部平平,当然,这也算不得什么希罕,值得提醒大家的是,此人是个阴险的精神病,举例为证:

夏英花本来是个严重的近视眼,但从来不戴眼镜,颇有孤芳自赏的意味,但有时不免也吃一下亏,有一天,她迈上讲台时就被绊了一跤,跌进讲台后面,全班同学拭目以待,未有半点声息,少顷,此人从讲台后捉迷藏一样钻出,衣服上不沾半点灰尘,大喊一声:上课!班长只好接上一句:全体起立。同学在一阵桌椅声中挣扎站起,对老师行注目礼,不幸的是,正在此时,下课铃响了。同学皆目露喜色,身体涣散,正游移间,夏英花高喊一声:坐下!大家只好坐下。突然夏英花又断喝一声:下课!班长只好再喊起立,同学顺次站起,东倒西歪,夏英花沉吟半晌,叫了一声坐下,大家以为就此完事,正欲呼朋引伴出去休息,不料又听到横空一声:上课!全体同学僵在半空,不知所以,夏英花用手接连掰断七八支粉笔,咬牙切齿道:课间不休息,继续上课。

夏英花平时讲课,一本正经,口若悬河,但只要稍有用心者凝神细听,就会发觉全是废话,有时甚至牛头不对马嘴,简直就是在说“午夜的太阳很耀眼”,但她本人并不这么认为,所以讲得津津有味,绝不顾及下面的反应,当然对不良反应她是坚决不会心慈手软的——她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如果你在她课上出了毛病,她就会利用讲课间隙,打开小本,在你的名字后面画一个叉,考试判卷时,她根本不管你的试卷成绩如何,她那时会翻开她的小本,按照上面提供的线索打分,毫不犹豫——如果你的名字后连续出现两个叉,那么你就放心吧,成绩绝不会超过30分,而且不许你事后查卷子。

我得罪她的事情说来可笑,一天,我撑着困倦不堪的身体来到课堂,听她在台上讲:定理简单的形式就是规律存在的证据……一个理论永远不会被完全证明,下面我们来证明一下这个定理……说句公道话,别的老师讲课,几句话才能把同学们搞晕,夏英花呢,只需一句就行了。我当时听她讲的挺得意,心想发生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了,头脑日渐沉重,一歪,就睡去了。梦中仿佛听到一阵高跟鞋声,我猛地睁开双目,和夏英花看个正着,她正弯下身来观察我,我正要说句什么,忽听她对我叫道:“周文,你可真聪明,两手捧着头睡,以为能骗得了我么,是不是以为我看不出来?”

我懊丧地说:“夏老师,我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同学们哄堂大笑,夏英花猛地一转身:“谁笑了?谁笑了?”

大家全部低下头,夏英花扭头看我,我连忙分辩:“我没笑。”

夏英花瞪了我一眼:“你没笑,同学们可笑了。”

我说:“他们是在嘲笑我。”

同学们又一次哄堂大笑,夏英花突然转身,走回讲台,哗哗哗地翻开小本子,在上面一通狂划,所有同学都各自心怀忐忑,期末考试时结果出来了,我们班有一大半人不及格,当然,我也在其中,第二年,她又教我们班《算法分析》,我又一次被她放倒,补考时也没让我过,她教的两门课就这么挂到毕业前夕,她调走以后我才侥幸补考通过——大家都说我运气好,也许我运气真是好。


当然,我校师资力量雄厚,还有更多老师,因为特点不明显,我说也懒得说,就让他们在学校里自生自灭罢。

39


第一次发现杨树的树干上有很多眼睛似的裂纹我还觉得非常惊奇,那时候我还在上初中,有一次在宣武体校碰到谭小燕,当时我每个星期去那儿练习四次国际式摔跤,谭小燕在那儿练女子五项,那次正好我们和她们一起练习跳楼梯,姿式是原地蹲下,双手背后,从观众看台的第一阶跳起,一直跳到顶上才能停下,虽然我们全是男孩,可体能练习都极其不认真,结果谭小燕她们那组女生很快就超到我们前面去了,教练在下面破口大骂,叫我们快一点,下来的时候我们果真超到了她们前面。等到休息时间,我们一同到自来水管子前面喝水,谭小燕站在我后面等,有人起哄一挤,她就扑到我后背上,差点把我的牙磕掉,于是她过意不去,想带我上医务室,我没去,捂着腮帮子头也不回的向树边走去,一边还往地上吐着唾沫,谭小燕走在我的背后,跟着我,我坐在树下看足球场上足球队的队员踢球,她站在我旁边,好像要说点安慰的话,但又不会说,就在我旁边站着,她穿一套体校发的红色运动衣,头发扎成马尾巴甩在脑后,忽然,她指着树干对我说:“瞧,上面有好多只眼睛。”

我回头一看,树干上果真有很多只眼睛。

我把目光又投到另一棵树上,上面也有很多眼睛,我不禁惊奇于谭小燕的发现,我问她:“你怎么知道的?”

她用一种不解的目光看向我:“谁都知道呀!”

“是么?”

一个足球远远滚过来,她迎上前去,飞起一脚,可惜踢偏了一点,球飞向在足球场边上做跑垒练习的一群男生,有个男生眼疾手快,冲出队列,兜头一击,球又飞了回来,我从树下站起来跃起接住,把球踢回球场,这时有人招呼谭小燕回去接着训练,她对我说:“练完后我去找你。”然后就一溜烟儿跑去了。

我看见她的红色身影越跑越远,一直到球场另一头儿,那儿一长溜儿放着好多低栏,她和五六个女孩排成一小队,在教练的带领下练习跨栏,轮到谭小燕,只见她先向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然后就像做给我看似的跑了出去,迈开长腿,一个一个低栏就被她轻松跃过,差点超过前面那个女孩,在往回跑的时候还扭过头来向这边张望,我朝她招招手,她假装没看见似的继续跑,但我敢肯定她看见了,不然,她的速度为什么突然慢了下来呢? 哨声响了,我不再看她,跑去归队。


傍晚,我们摔跤队的一行人从举重房出来,我看见谭小燕背着书包,坐在我们摔跤房门口的栏干上,头发湿湿的,用一个白色发卡别住,上身穿一件白色运动夹克,嘴里嚼着泡泡糖,我赶紧换好衣服,用一分钟洗了个澡,返回来,她还在那儿,我迎面走过去,她看见我,笑盈盈的,从书包里掏出一块巧克力举到我面前,那是体校凭票发的。

“牙还疼吗?”

“不疼了,以后也不会疼了,掉了。”

“真的?我看看。”

“别看,看也看不好。”我和她贫着嘴,取了书包,一同回家。

从体校出来,到19路车站有200米左右,可我们俩磨磨蹭蹭走了半天,一路东拉西扯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后来她回家了,她从枣林前街往动物园方向坐,而我则正相反,但我知道了她叫谭小燕,其实我早就知道,因为体校有点姿色的女孩全是有名有姓的,只是这次对上了号儿。但从那以后我们最多也只是见面打个招呼而已,甚至连见面也说不上,因为我们摔跤班在室内练习,她们在室外,而且,训练时间也对不上。

40

以上的事情是有一次我和阿莱在闲聊时谈到的,当时我们都坐在桌子边上吃我做的鸡蛋炒饭和阿莱做的西红柿鸡蛋汤,讲到这里,阿莱问我:“这是你最纯洁的过去吗?”

我点点头,眼睛瞟了一下闹钟,时针已经指向10点了,窗外是一片灯火,二环路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驶过。 阿莱问:“后来呢?”

我说:“没什么后来。”

阿莱把筷子一扔:“胡说。”

我说:“爱信不信。”

阿莱收拾空碗,把所剩无几的汤一口喝干,拿到厨房里,我去洗手间洗了一下脸,走回来时顺手把马桶盖上放着的一本没读完的《刀锋》抄起来,上了床,打开床头灯,准备拿它当安眠药,这时阿莱走进来,爬上床,跃过我,倒到里面,手里也拿着一本英文的《月亮宝石》,她把被子团了团,靠在身后,打开她那一边的床头灯,忽然,她把我的书按下去,对我做出一副怪样。

“再给我讲讲你最纯洁的过去吧。”

“什么呀?”我佯装不解。

“就是你说的那个谭小燕,既然叫什么小燕儿小燕儿的,至少你得告诉我她是怎么从你身边飞走的吧。”

“我正看书呢。”

“看什么呀,讲讲吧。”

阿莱一把把我的书抢过来,扔到不远处的窗台上。

我说,“都讲完了,再讲就是瞎编了。”

“那瞎编吧。”

“你怎么了?”

阿莱抬起头:“这是不是你最纯洁的过去?”

我点头。

“那就讲吧。”停了停,她看了一眼我,“要不咱俩乱搞完了你再讲?”

我大笑起来。

阿莱看着我。

“吴莱,”我说,“你是想听我讲还是想乱搞呀?”

阿莱说:“一边乱搞一边讲也行。”

“你是不是想让我一边跟你乱搞一边讲跟别人乱搞的事?”

“你和她上床啦?”

我拍拍她的脸,说:“别傻了!那时候我才上初中——”

“初中怎么啦?”

“初中的事情能有个开头就不错了,哪儿有后来?”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阿莱一指我:“禽兽——你骗我。”

我探身把窗台上的小说拿过来:“我再看会儿书。”

阿莱再次把我的书抢过去扔回窗台:“10点多了,明天早上还得上课——” “乱搞吧!”我们俩异口同声地说道。

41


那天夜里,阿莱在我身边睡着了,发出均匀的呼吸声,我却失眠了,头脑中闪现出我纯真无邪的过去——我想到了谭小燕。


真正我们俩认识是在她转学到我们班以后,上初三后的一天,老师把她从外面带进来,说新转来一个女生,叫谭小燕,她被老师拉着走到讲台边,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低着头,她穿着一双排球鞋,一件一字领的套头衫,一条牛仔裤,白白净净,清清爽爽,头发仍扎成一条马尾巴丢在脑后,轮到她自我介绍,她半天才说出她姓谭,叫谭小燕,爱玩,然后想了一会才说:“完了。”

弄得全班一齐轰笑了起来。她冒冒失失地坐在我身边的空位子上,一个劲儿地向我问这问那,结果呢,新来的第一节课就给老师叫起来了。就是这么一个女孩,老师还让她多帮助帮助我呢,因为众所周知,我是一个后进生,我后进的原因不是因为学习不好,是因为,像现在一样,纪律不好。除了打架和旷课之外,我几乎对别人没什么危害,运动会给班里拿分数,考试还能把那些对错不明的答案传给别人,像我这样的人在初中时是不多的。

42


初三时的谭小燕身材纤细,又瘦又高,动作敏捷,跳高可以跳到一米六三,百米成绩十二秒一,一百一十米栏十三秒四,跳远是四米五十,三公斤的铅球可以扔出十一米远,游起泳来没完没了,可以从十米跳台上倒栽葱往下跳而不害怕,后来经常到摔跤班找我玩,格斗方面颇有长进,遇有不怀好意之人能够从容地瞄准其外阴部飞出一脚将其制服,后又增加一致命技能,上课时学我说话维妙维肖,她开个玩笑我就被老师轰出教室。

43


班里到了初三就剩下我们两个体校生,(原来那些上体校的都因为高中考试临近而自动放弃。)于是,自然而然地,我们两个就格外亲近起来,她的数学物理由我来讲,我的英语考试自然靠她的小条过关,她来后的第一次期中考试,我们俩经过协同作战,她三十一名,我三十二名,我们班当时共有三十三个学生,应验了体校的学生学习不行这句老话。但在她没来之前,我在班里的成绩从没有下过前十名。发榜以后,我和谭小燕心情都有点不好,谭小燕本来就有争强好胜的天性,因此,非要苦学一番,于是,在体校,一个奇怪的人出现了,即使在八百米跑训练中,谭小燕也能坚持手握一摞卡片,边跑边背。

44


补充说明一下我的学校。

我初中上的学校是位于和平门的师大附中,紧靠学校北面的是和平门烤鸭店,南面是实验一小,学校对面是学生宿*,然后是一个小商店,学校门口就是15路车站,那时候学校还没有翻盖,一溜儿小平房就是我们的教室,操场只有四个篮球场大小,教室前面是经过平整的土地,刮起风来尘土飞扬,老师的办公室就像当年农会主席呆的地方,无论哪个屋子,玻璃全是七拼八凑,到冬天还得生火,谁要是往炉中丢进一个破塑料铅笔盒,这个教室就怪味充斥,没法呆人,课桌坑坑洼洼,如同树皮,椅子一坐三摇,如同陷阱,墙壁又黄又黑,墙皮经常大块脱落,有时上课从天而降,飘至人脸犹如一记耳光。老师上课拿的教鞭最好的也不过是一截收音机的天线,春天杀虫时,学校的树上由一根根细丝吊下来无数青色小虫,称做“吊死鬼儿”,遍布全校,形成天罗地网,女生无意触到便发出尖叫,男生用手指弹来弹去,以弹到别人脖子里为荣。学校只有一处厕所,这种厕所在北京的胡同中还有所存留,无非是一排七八个腥臭小坑,内积粪便无数,若男厕,则多出一个靠墙而建的长坑,遍布黄褐尿碱,每值雨季,厕内积水,只能往水中丢入砖头,待其露出水面,才得踏之入内方便,如果一脚踩空,后果不堪设想。此外,还有一老师经常从厕所出来系最后一两粒裤扣,也是本校一景。就是这样一个学校,在北京以其历史、教学质量和升学率而声名卓著,美其名曰“市重点中学”。

45


在这样一个学校里,谭小燕开始时竟有点不习惯,她以前上的学校叫做京工附中,虽也是市重点中学,但不及此处各方面来得严,所以,她在考试之后下决心要出类拔萃,曾经一度考虑过要放弃训练,当了解到运动尖子考高中可以让出30分后,才决定坚持下去。

因此,她像那时候的其它女孩子一样,先在一张纸上制定出作息时间,配以学习计划,其间多次征寻我的意见,直至认为计划完美无缺为止,还屡次提醒我不要把她的计划泄露出去,她把那份计划视若神明,贴身携带,每每到点,则按计划行事,一丝不苟,那张纸由于长期使用,边缘部分尽多损伤,用不干胶粘了又粘,日渐其厚重,装在兜里,状如扑克牌,夏日抽出,即当扇用,时常扇着扇着目光匆匆往上一瞟,立刻皱紧眉头,伸出手指掐算时日,更觉时光苦短,手不自觉地进入书包内摸索出一课本,当即苦读不止。

一日,我趁其不备,抢过那张纸放眼观瞧,但见字如幼蚁,密密麻麻,遮天盖日,惟最下面一行羞涩小楷最为引人注目,我大声念出:“要考第一名!”

谭小燕眼见秘密被我拆穿,羞愤不能自已,遂撕其手制书稿掷于脚下,又把那些纸片踢到一堆,一脚踢散,发一会儿愣,然后不死心地问我:“你看可能么?”

我当即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她:“没戏!”

从此峰回路转,此人把全部精力用在对我学习的监督上,把她的目标强加于我,天天逼我奋力苦学。

46


让我和谭小燕关系更进一步的是在初三期中考试之后,也是她逼我开始苦学之始,那时我上初三,正是83年的秋天,那种秋天我到现在也再没有遇到过,简直可以说是美得要死,整个秋天就好像没下过一场雨,天空永远瓦蓝瓦蓝的,不见一丝云彩,树叶落得特别晚,空气柔和而干燥,没有风,似乎是献给北京的一份意外的礼物。


“十一”以后的第二个星期天,我一大早赶到动物园,据说我们班要来一次秋游,地点未定,可能是香山,也可能是八大处,还可能紫竹院,更可能是个愿者上钩的恶作剧,事实上,星期六下午,在黑板的左下角出现了一行粉笔写的字,“星期日早八点在动物园门口集合秋游”。谭小燕看到了,在去体校的路上告诉了我,她这人特别热衷于各种五花八门的集体活动,上厕所都爱和别的女生结伴去,更甭提什么秋游了。


我下了19路车,往前走了一大段硬是没见到一个同学,可把我给气坏了,忽然一抬头,在动物园门口巨大的广告牌下面发现了谭小燕,她穿着一件长到脚腕子的白连衣裙,胸前两个白色大绒球,用绳挂着,非常醒目,她本人呆若木鸡,目光散乱,咬着手指甲,不知所措。我走近她,此人在距我三米之距仍未发现我,却一个劲儿地向103路总站方向张望,还不时用穿球鞋的脚踢一下自己的双肩背,那个双肩背,我向你保证,你背着它去一趟海南岛都够了,而我们只不过是去北京近郊。


我一步步走近她,直到我们相距只有一毫米时她才看见,于是惊叫一声:“你怎么这么晚才来呀?” 我从口袋里掏出电子表,在手里摇了又摇,不出我之所料,什么也没看出来,在我想使用它的时候,这只表总是这样,小小矩形显示屏一片灰色,不用问也知道是国产货,有一次考试的时候它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恼火异常,考完试回家往

一个角落里一丢了事,过了几天,我不知从什么地方见它,好端端的,走时准确,弃之可惜,用之操心。
我把那块怪表重新装入口袋中。

谭小燕凑上来问:“怎么回事?”

我扬扬眉毛,眼珠上翻,也照样回答:“怎么回事?”

谭小燕气哼哼地离开我,跑到马路对面去张望,我在后面看着她傻乎乎地在前面走来走去,等待同学,不由得感到好笑,我截住一个过往行人,他不耐烦地告诉我6点35分,而我们约的时间是7点集合,我早来是因为很早就醒了,并且,我没想到早班车开得那么快。我把谭小燕的包和我的放在一起,喊她回来,我喊了好几声,她假装没听见,但我知道她在假装,因为她的脑袋转了一个角度,让一只耳朵对着我,何况,游览图和马路边也就相距十来米远,我估计她可能在生气,她这人就是这样,一生起气来,谁也拿她没办法。


我拎着两个包走过去,发现谭小燕的包特别沉,比我的还沉一些,一晃动还有些响声,大概是可乐筒皮相互碰撞出来的,我走到她面前,告诉她才6点半,她不信,给我看她表,这下可把我逗坏了,因为她的表整整快了一小时。


我这么一笑,她也像想起什么来似的笑了起来,她告诉我因为昨晚怕睡懒觉起不来,故意把表拨快了一小时,不想今天给忘了,她一边说一边手脚并用的比划着,做痛心疾首状,那样子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我告诉她我还没吃早点,问她愿不愿意去对面的小铺吃点什么,她就和我一块去,过马路前,非要自己背她那个大包不可,我给了她,她跟在我后面,躲闪着来来往往的332路等公共汽车,横过马路,我们一起进了对面的小铺,这儿人还不少,窗口排了一长溜队,

我让她去占座位,她不肯,和我一起排着队,忽然间,从兜里掏出一张英语单词卡片,吓得我几乎夺路而逃,她抓住我,连问了我十几个单词,幸好我全会,当她的手又一次伸进兜里的时候,我终于排到了窗口,我买了两碗馄饨,二两包子,我们走出队列,碰巧有几个离我们最近的人站起来走了,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桌子。


我吃了一碗馄饨,她则什么也不吃,看着我,还从包里拿出两块巧克力推给我,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吃馄饨,不时用眼梢瞟我一眼,问我够不够吃,其实我根本就吃不了,包子不知为什么有股过期罐头味儿,我们没吃,站起身来走出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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